2018近代中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
[提; 要]长期以国内区域为主要贸易范围的中原地区，在进入近代以后，借助于传统水路和现代铁路，与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实施对接，从而逐步发展起了以沿海和国际市场的进出口贸易为导向的近代外向型。它不仅改变了中原经济发展的面貌，而且在中、西部地区近代经济的外向化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 ;;
;[关键词]中原; 外向型经济; 近代;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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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济区划分的角度来说，近代口岸开放以后，处在西方先进生产方式由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向内地辐射带上的中原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外向型经济区。其范围并不完全等同于政区意义上的河南省。它不仅包括今天河南省的大部，还包括山西省东南部、河北省南部、山东省西部、安徽省西北部和湖北省北部的部分地区，涵盖了卫河流域、黄河中下游、淮河上中游和唐、白河流域的广阔空间。
; 近年来，学界对这一地区近代经济发展的关注较多，主要成果有：王天奖的《清末河南的》①、邓亦兵的《对近代河南经济问题的一点思考》②、袁中金的《河南近代铁路建设与经济发展》③、吴俊范的《论近代河南经济的变迁》④等等。这些研究，对近代中原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生、铁路修筑对沿线经济发展的影响、近代河南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迁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然而，上述研究对近代中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尚缺乏系统的论证。对该课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历程、程度和地位，而且也能够为今天北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因其自然条件的优越和水陆的便利，而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从春秋战国直到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此后，由于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所引起的生态日益恶化和频繁大规模战乱的严重摧残，该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不过，据张民服先生研究，到明代中期以后，中原因为有着四通八达的水陆商道，从而便利了各地商帮的货物贩运，使得该地的商品经济，无论在生产规模、商品种类还是流通范围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⑤。进入近代以后，借助于传统水路和现代铁路，与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实施对接，从而逐步发展起了以沿海和国际市场的进出口贸易为导向的近代外向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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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州学刊》，1984年第1期。
②《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
③《史学月刊》，1993年第4期。
④《史学月刊》，2005年3月增刊。
⑤张民服：《明代中原商路与商品经济》，《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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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口岸开放与中原水运型对外贸易经济区的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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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庸讳言的是，中原由于并不直接面海临江，所以，各通商口岸对它的经济辐射，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各通商口岸的进、出口业务，总是先在沿海、沿江省区展开，稍后才会逐渐延展到内陆的某些区域；或者说，各通商口岸与沿海、沿江省区的外贸联系，在时间上早于内陆，在深度和广度上也高于内陆①。从当时各口岸的海关贸易报告和贸易中相关资料的多少和数值的大小上，也可以感受到中原和沿海、沿江省区之间，经济外向化进程上的这一差距。
然而，中原对外贸易整体上相对迟缓的状态，也并不是绝对静止不变的。这是由于，第一，中原毕竟是一个相对临近海、江的地区，有着一定的地缘基础；第二，“天下之中”的地理区位和四通八达的水陆商道，具备发展近代对外贸易的自然基础；第三，中原有着较为悠久和发达的、与区域外市场进行商品交流的历史基础②；第四，中原有众多的和丰富的物产，发展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市场潜力十分巨大。
正因为如此，开埠后的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才会由弱到强地建立起与中原之间的对外经贸关系，该地区的近代外向型经济，也才会由点到面地逐步发展起来。
; 1843年，上海被重新辟为通商口岸后，利用中国沿海最大对外贸易港的区位优势，通过其他通商口岸的中转作用，将其经济辐射的范围，逐步从长江三角洲地区，向整个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扩展③。而处于上海对内地经济辐射过渡链上、并拥有发达水陆商道的中原地区，便逐渐成为了其重要的经济腹地之一。
; 中原与上海虽然相距较远，但是，作为中国最大对外贸易口岸的上海，其经济辐射能力是非同一般的。它借助于镇江的转运，先向北沿大运河、再向西逆淮河干支流而到达皖西北—豫东南地区④。表1显示，上海早期通过子口税单向中原输入的洋货、以及从该地输出的土货，都已经初具规模。到1895年，中原输往上海的土货数值，便突破了10余万海关两；仅仅5年之后的1900年，这一数值就达到了573711海关两，充分反映出豫沪之间的经贸关系，已经相当的紧密了。
; 随后开埠的镇江，与中原的经济交流则更加直接。它不仅将其进口洋货沿淮河干支流运销到豫东南地区⑤，而且也把这里的芝麻、杂粮等物资，大量地吸纳到该口岸输出。
; 由表2可知，借助于淮河干支流水运的便利，镇江已将豫东南5州府的广大地区，作为了其种类繁多、数额巨大的进口洋货的重要销售市场。
; 这样，就先后以贾鲁河沿岸的朱仙镇和沙河沿岸的周家口镇为集散中心，以淮河干支流和大运河水运为依托，构建起以上海、镇江为进出口口岸的新型对外贸易经济区。
北方的天津，在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后，其经济影响很快覆盖了直隶、山西、内蒙、山东及河南等省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成为拉动这些地区近代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的龙头⑥。而处在天津近代经济直接辐射之下的卫河沿线地区，自然也就通过天津口岸与沿海和国际市场发生了直接的对外贸易关系。据津海关报告记载，天津进口的各色布匹和其他洋货，大量地经南运河和卫河输入到山东的临清州、河北的大名府、豫北的彰德府(治今安阳市)、卫辉府和怀庆府(治今沁阳市)⑦；而该地区这一时期运往天津的材、棉花等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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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松弟：《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 ②吴俊范：《论近代河南经济的变迁》。
③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④李必樟：《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44页。
; ⑤《列说》，《江南商务报》，1900年9月14日。
; ⑥樊如森：《论近代中国北方外向型经济的兴起》，《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
; ⑦吴弘明：《津海关年报汇编(1865—1911)》，1868年贸易报告，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编印，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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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经卫河下运。而道口正是一个集散地”①。这样，在冀南—豫北地区，就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天津为国内终点市场的新型对外贸易经济区。
; 孟津以下的黄河，向有通航之利。1855年，黄河自铜瓦厢改道、夺大清河而由山东利津入海以后，中原的沿黄各县，便得以借助黄河水运，与山东的济南等地进行直接的物资交流。而开埠以后的烟台，又能够将其所进口的布匹等各类洋货，先运到济南等地，然后再溯黄河而上，销往河南的东、中部地区②。与此同时，开封府各县、商丘、鲁邑(查无此县，笔者疑为鹿邑)等地的草帽辫和花生等，也在开封府的惠济桥等处聚集后，顺黄河而下，抵济南城北的泺口镇后，再沿大、小清河入渤海，最后到达烟台口岸出口③。于是，鲁西—豫东的沿黄地区，又通过与烟台口岸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初步建立起一个较为松散的对外贸易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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