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
内容提要; 把资产阶级视为自己阶级上的敌人，这是共产党人意识形态上的既定要求。而中国革命的主义性质，又规定了它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这种矛盾的状况进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不可避免地成为困扰着共产党人的一道难题。事实上，从1947年底开始大规模占领城市之日起，中共中央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阶级路线。到1948年9月局会议时，毛泽东、刘少奇等就已经明确地提出：全国政权到手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但事实上，共产党人仍旧不得不牵就于在领域里的力量对比，在几年的时间里继续实行团结资产阶级的政策，直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发生。;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资产阶级; 《学习》杂志; “三反”“五反”; 主义改造
;
中共自成立伊始，在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直到194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它才逐渐开始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和成熟的针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①与其前此的政策相比，新政策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强调对资产阶级应当用区别对待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最少数的敌人。由于中共把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定性为大资产阶级而打击之，同时将其他资产阶级定性为资产阶级，公开主张与之合组联合政府，共创允许其生存发展和在政治上共同发挥作用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②，因而使它得以成功分化了社会富裕阶层，赢得了社会上多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抗战结束后，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它就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①有关这种认识及策略从长时间摇摆到逐渐稳定的情况，可参见拙作《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策略》，《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 ②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47页。
;
中共成功地打败了国民党，也实践了自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中共中央一方面基于现实政治的和经济的需要继续致力于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另一方面依照传统理论和苏联经验，也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对后者的警惕和戒备，进而开始从团结利用的方针，迅速转向了“利用、限制、改造”的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换言之，建国后，中共中央在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固然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①的问题，但即使多拖上几年，不那么急，也不那么快，改变依旧是一种必然，情况也并不会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一方面，依据传统理论和苏联模式来认识社会主义，势必会把和资产阶级看成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一种主要障碍，而不得不努力限制、改造，直至消灭之；另一方面，由此造成的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高度戒备，和受到政权主导的“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建国后不久就逐渐使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资产阶级，都在中国失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与可能了。所谓“过急过快”，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多半也是一种客观的进程。希望人为地放慢这种改变的速度，就如同希望当时的共产党人应当不以资产阶级为敌一样，就的进程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关于这种情况，显然是已有的研究所重视不够的。②
;
一
;
; 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再度发生变动，从抗战胜利后不久就已经初露端倪了。值得一提的有两个例子。
; 一个例子是，国共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在已占领地区公开实行剥夺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的政策。而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这样一种激烈的土地政策，很可能会极大地刺激城市中与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迫使其再度跑到国民党一边去。对此，土地改革的方案提出之后，中共领导人中即已有此担心。但中共中央再三考虑，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相反，他们明确决定，坚决贯彻激烈的土改方针，“不怕资产阶级跑掉”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①《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 ②已有研究在讨论中共建国后为什么很快放弃新民主主义问题时，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变动问题，但这种讨论并不集中，亦未见有系统的研究。见于光远的《从社会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金观涛、刘青峰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五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二十一世纪》总第13期，1992年10月)，杨奎松的《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李钟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2003年6月)等。
;③《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7年2月1日)。
;
另一个例子是，随着1947年《土地法大纲》公开颁布，中共领导下的土改运动在北方一些根据地带起了一股冲击业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强大浪潮。晋西北以及晋绥根据地将近一半的工商业者被以各种形式清算或没收财产，各根据地里的小商人、小业主亦难幸免。这种做法虽然不为中共中央所提倡，但是，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与中共领导人思想上排斥商业资本的倾向亦不无关系。关于这一点，只要注意一下1947年8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即可多少有所了解。会上一些人就对中央以往提出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表示了某种怀疑的态度，说：“一般地说‘保护工商业’有毛病，应是保护生产，对于商业应以国营商业、合作社来缩小私商。因为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是相反的，我们应发展工业资本，反对商业资本，用经济的办法挤掉他。贷款给商业资本是错误的，对私人银号应收重税给以限制。”对此，与会者均表示赞同，并因此批评正在注意纠正冲击工商业主的偏向的华北局，认为不应给予私人工业和私人商业以同等待遇。对此，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虽未直接响应，其谈话中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认可。他的建议是：“在上不禁止私商，我们用国家商业资本、合作资本来调节私人商业资本，越多越好。”①
; 中共领导人这时无疑是熟悉统战需要和策略的，他们也深知新政府建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必须实行新民主主义，需要资产阶级的合作，也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其商业的高度发达为条件的。因此，当1947年底中共开始陆续夺取大中城市后，中共中央对保护城市工商业，不许把中清算地主之类的做法带到城市中去清算厂主、店主，仍然是十分明确并三令五申的。②但是，基于革命的阶段论，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不清楚：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结束之后，下一个阶段的革命任务，即以反对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社会革命，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不可避免地要把资产阶级视为自己革命的下一个敌人，并且对资本主义心存戒备。
; 关于这种情况，在他们1947年底开始夺取城市时，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中共中央针对自己即将进入城市的现实，明确提出：城市是工人和城市贫民的，在农村是“依靠雇农，联合中农，消灭地主；在城市的阵营，革命队伍是依靠城市工人、城市贫民，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国民党残余、反对特务及各种破坏分子”。其入城伊始，就没有把老板及资本家之类列入联合的对象，只是强调：“不可把他们同特务一般看待，不可以对特务的方法对之”。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①《朱德、刘少奇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7年8月17日)。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