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革命的经济学解读
摘要：结构和制度的变迁，都是人在特定客观及其变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在任何社会中，统治者的职责都是为其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产品而以作为报酬。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下层等级中总潜伏着一种破坏社会秩序的“恶的倾向”，上在长寿的大王朝后期发生的“贫民起义”就是由这种“恶的倾向”聚合起来的，所以它们从来没有建立过稳固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利用“劳动价值论”把“恶的倾向”改造成堂堂正正的“造反有理”论，激发和聚合了农民中的反秩序情绪，于1949年推翻了传统社会中秩序的代表。中国革命及其特定结局至少由五大“外生变量”的掺入所引起。高产作物的引进、的扩张、十月革命的榜样、劳动价值论的和日本的入侵就是五大外生变量。这些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革命就不会发生或者会有大不相同的结局。“路径依赖”使得新中国必然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公有制的最大弊端是对人的行为缺乏激励，导致经济走向停滞。毛泽东终生没有完成由革命者向执政者的转变，他领导的国家出现政治动荡是必然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已经逐步走上经济和政治道路，背离这一世界大势不可能使国家稳定繁荣。中共提出要“与时俱进”，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就是出于对当今世界大势的认识和适应。关键词：制度变迁理性选择恶的倾向;外生变量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目录
一、三大问题的轻重缓急
二、千年历史遗产：人地矛盾危机
三、传统社会的阶级和谐与冲突
四、毛泽东类似于刘邦、朱元璋，还是类似于黄巢、李自成？
五、隐含的变量和直接的日本侵略
六、农民革命中的劳动价值论
七、经济建设中的劳动价值论
八、毛泽东悲喜剧
九、结论：外生变量、群体选择与世界大势
（以下为正文）
1917年10月（公历11月），俄国共产党人通过发动工人和士兵进行武装起义，用暴力推翻了二月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建立了“阶级专政”的“”政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动农民革命，经过22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49年驱逐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历史学家把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塞入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框架，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来解释这两次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形态更替理论引起的问题比它能够解释的问题还要多得多。更重要的是，1990年代发生的苏联东欧巨变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使众多学者力图对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进行彻底反思。不过，由于“唯物史观”理论的影响，人们很难摆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这一线性因果关系框架的束缚，所以这一反思至今没有取得系统性成果。
本文运用美国家道格拉斯·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所应用的“经济人选择史观”的基本原理，引入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五大“外生变量”，力图对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结局作出客观分析。这些分析是否做到了“客观”，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敬请读者给予评判。我要预先求助于读者的宽宏大量，请您在阅读本文时尽量平心静气，不要被那些不合常规的评述所激怒，以至于难以读完全文。如果您实在不能接受笔者的评述，那么不要紧，您先放下来，等204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再看看能不能接受它吧！
一、三大问题的轻重缓急
笔者把从战国时期到鸦片战争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称为“传统社会”。解读当代中国革命，必须从研究传统社会入手。从宏观上看，传统中国的最大特点就是人口众多、资源贫乏、农民穷困，所以历朝历代的后期都有解决百姓穷困这一大问题。在鸦片战争后，又产生了维护国家独立以及顺利发展业两个大问题。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社会分为不同的利益阶层，不同阶层对问题的看法大不相同。所以对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1840年以前中国本来就完全是自主独立的，那时政治自立问题并不存在。只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才在鸦片战争中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结果逐步丧失了政治自立的能力（形式上还保留完全独立）。民族独立（实际是指国家政治自立）处于的最高层，政治精英当然最关心这一问题。
但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自立问题呢？中国的政治精英早就认识到，发展工商经济是中国强大自立的根本，于是洋务派官僚利用国家财力引进外国的机器设备在中国办工厂，发起并实施了一场力图自强的“洋务运动”。按照洋务运动加快发展工商业，精英和社会精英都可以从中直接受益，也存在具体实施的办法（用术语说就是具有可操作性），所以洋务运动得到普遍拥护。这样，国家政治自立和发展工商经济这两个问题在精英们看来完全是一致的，他们都力图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上通过渐进的发展来解决中国面临的两大问题。但是精英们并没有找出解决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广大农民的贫困问题。实际上，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在现实中并没有切实可行的途径。但是对于广大贫苦农民来说，不管有没有现实的途径，首要的都是解决自己的贫困问题，而工商经济是否发展，对他们却无关紧要。至于国家是否能够实现政治自立，则更是无关痛痒。这样，虽然笼统地说中国面临三大问题需要解决，但精英们与贫苦百姓所关心的问题，轻重缓急次序根本不同。百年中国的悲剧就在于，贫苦农民的生存问题，只能走毛泽东的“平民主义道路”，用“劫富济贫”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的“劫富济贫”，不是现代社会对富人多征税而补贴穷人，而是用暴力手段直接剥夺富人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富人，这就必然要破坏传统社会秩序，与精英们力图在秩序范围内发展工商业的努力发生矛盾。既然穷人群体与精英群体所选择的道路无法协调一致，这就必然产生摩擦、斗争以至于发展到最后的大决战，结果1949年国民党在大决战中失败，被迫退守孤岛。
中国革命出现贫苦农民完全胜利这样一个结局，可以说古今中外都没有过。何以出现这样的结局？直接原因当然是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根本原因则是“精英阶层”的力量敌不过“贫民阶层”的力量。几十年来我们常说，1949年中国人民抛弃了反动、腐朽的国民党政权。不过严格说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经过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国民党政权从来没有在广大乡村稳定地扎根，所以贫民阶层从来就没有受过国民党政权的“恩惠”，没有衷心拥护过国民党政权。在退守台湾后的几十年中，国民党对台湾小社会的治理也颇有成效，事实说明，在几十年中，我们对国民党政权的定性并不准确。因为国民党既不反动，也不腐朽。所以更正确些说，不是“中国人民”抛弃了国民党政权，而是“人民”中的“贫民阶层”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而没有选择国民党，最后国民党因决战战败而退出了中国主要的政治舞台。
依靠贫民阶层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彻底打败代表富人利益的国民党，是因为中国贫苦农民的人数太多。贫苦农民何以太多？这就需要追溯中国的人口问题。二、千年历史遗产：人地矛盾危机
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是，人口生存需要食物，食物生产需要土地，而土地却是有限的。当某一地区不再有可供开垦的土地时，人口增长就会引起劳动报酬递减，导致生存状况恶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可开垦的土地已经基本开垦完毕，人民生活逐渐陷于贫困。贫穷人口太多，社会秩序就会趋于混乱。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五蠹》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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