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
;一、关于中国古代问题的探讨从195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时间上有孔经纬的唐代说、束世澄的宋代说、钱宏的元代说，比较为大多者所接受的是尚戎、邓拓、范文澜等人的明清说，1977年以后胡寄窗、傅筑夫又提出战国秦汉说。
讨论的范围是中的手领域的纺织、矿冶、制陶、井盐、造纸、采煤、制糖、榨油、粮食加工、金属制造等行业，主要论据和论证一般围绕雇佣劳动、资本运转等经营方式展开。这些讨论对于传统社会中农业活动同工商经济活动的特征和差别，作了详细区分和细致的梳理归纳，对于进一步讨论是有益的。
二、以往讨论的评述
讨论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首先应该决定两个重要的概念，即“资本主和
“萌芽”，因为这是论证过程中所使用的两个主要概念。从现代观念看，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要比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更准确，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自古至今在世界各地区都出现过，但并非就一定造就现代产业革命。也就是说雇佣劳动现象、用资本投入商品生产、商品销售的过程，从中赚取商业利润的现象，无论哪一种文明区域内，在其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但未必都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雏形。“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机关。”只有把资本主义看作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时，或者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新型社会制度时，不仅仅看作一种纯粹的经济现像时，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才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新型社会制度，但必须承认其中的经济运作是基础，是决定性因素，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将它和社会制度划等号。社会制度包括社会的其它领域，他们被经济基础所制约，同时又受制于这些领域，从而构成社会互动。在这种有机的观念引导下，我们进一步从植物学借鉴来的“萌芽”一词不如动物学的“胚胎”来得科学。植物的萌芽状态不能反映成型期的茎、叶、颗粒，动物的胚胎已具有生命体成型期各种器官的雏形，并且这些器官大部分已在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尽管是微弱。建议以后能否用“资本主义胚胎”来替代“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学界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现象，进而把将历史上类似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一一对号入座，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发现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三、以西方历史为参照
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方式直接联系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直接反映生存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整个社会生产各个部门都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原则凌驾于社会各种权威之上，社会的、军事、外交、以及各种国家机器都围绕这一原则行事，经济同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社会的意识形态互相支撑、互相扩张并构成互动。
参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并考察历史上各种文明的商业经济活动，我们发现单纯的商业经济活动如雇佣劳动、资本运作、工商资产的积累和扩张、赚取剩余价值、追逐商业利润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它即存在于奴隶社会，也存在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经济即不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属性，更不能决定社会的属性。因此，资本主义雏形和萌芽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其他社会领域围绕市场原则这一社会最高权威的互动。只有这种萌芽状态的互动经相当长的时间后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期。商业经济只有在上述特定中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否则只是其他类型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出现的商业经济，无论其程度怎样，仅仅是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农业社会中的商业经济，因为这种商品经济从其一开始到成熟，都处于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并在相当程度上与周围环境构成互动，最终无法瓦解传统社会。这种受制于传统社会并服务于传统社会需要的商品经济，无论多么发达都应定性为农业社会的商品经济。
近年来，市民社会是学术界热门话题。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产生出依附这一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属性的差异，也就造成市民社会性质的不同。简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市民社会因其商品经济的共性，肯定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共同处。同样，因其农业社会性质的商品经济而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着很大区别，从宏观上而论，由于真正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一开始就对传统社会构成威胁，所以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从一开始就同传统社会形成敌对，并最终将后者毁灭。
四、过去史学界讨论之检讨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的主流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仅仅是农业社会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的讨论，或者说是将农业社会性质的商业经济同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经济进行简单的类比后，误将前者当作后者的萌芽的讨论。
某种商业经济的社会性质取决于其他社会因素对于它的有效控制，取决它同其他社会因素是否处于良性互动。把封建社会瓦解仅仅看作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是一种误解，事实是：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逐步瓦解了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到底是何种关系，目前只有用“共生”和“互动”来解释。由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取决于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互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离开了资本主义其他社会因素将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讨论。
西方一些学者已经注意从整体上综合地考察资本主义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新教是造就产业革命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资本主义的法律因素考察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麦尼尔从资本主义军事活动起源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关系，把资本主义归纳为“商业——军事复合体”。他们的论述都是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证明。
五、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分析
对照西方在近代所发生的情况，中国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的行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国内学术界傅衣凌先生较早发现了这一问题，1980年代后，林仁川等一批学者开始有系统地研究东南海商现象。尤其是发展到鼎盛时期的郑成功集团。关于郑成功海上集团的经济方面的研究，前辈学者已有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用赘叙了。我们尝试用麦尼尔的“商业——军事复合体”理论来对郑氏集团进行分析。
在麦尼尔看来，今天世界上的人们大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生存样式，把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强加于世界和历史，并以实践论证其合理性的是欧洲。然而，最早向世界和历史提供这种生存方式的却是东方的中国，时间是宋代。但麦尼尔认为：尽管中国宋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市场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部分地影响了政府行为，但始终处于中央集权性质的指令性结构严密控制之下。换言之，中国社会的指令性结构从未受到过真正挑战。麦尼尔最重要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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