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1）
本文所要讨论的小农济经，不仅仅是小农的“生产”，更重要的还在于小农的生活。而以往有关的小农的讨论，往往只涉及“生产”，亦即小农的主业和主要副业——粮食和纺织原料及其成品生产。这样的讨论，忽视了中国上的小农经济所赖以生存的更多的必要条件，也不能解释这种小农经济为什么能够持久地提供高额的赋税和地租，对小农经济的理解是远不够充份的。1、小农家庭的规模及其贫困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小农家庭人口多寡与贫困的关系。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无非是要对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作一个静态的描写，以便突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最一般的状况。
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的人口规模，在孟子那个时代，一些地方可能普遍是“八口之家”。1但是，比孟子早约一个多世纪的李悝，在谈及小农经济时却说是“一夫挟五口”。2到了汉代，晁错也说“今农夫五口之家”。3汉以后的人，言及小农经济，往往说是五口之家。但也有说“十口之家”的。《管子》这么说，历代也都有人这么说。《管子》、《孟子》还说“数口之家”，后来这样说的人也很多。可见，战国以来的小农经济，五口之家虽然很普遍，而少于或多过这个数目的小农家庭也很不少。这里有必要事先点明的是，这样的小农经济，其生产和消费是独立的；惟其自给自足的能力不足，则必须通过交换而获得补充；又由于生产规模狭小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其所能提供的产品极为有限。
按李悝的计算，战国时，一个五口百亩之家，每年收获的粮食（粟），除去什一税和口粮，所剩无多，远不足以应付家庭的正常的开支；何况人家总有不时之需，政府于什一税之外也还有不时之征。4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小农家庭，通常只能尽量在生产和生活上减少开支；除了缴纳政府的货币税，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尽量压缩对市场的需求，生活过得非常艰苦。《孟子》卷1《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五十岁以上的可以穿丝，七十岁以上的可以吃肉，全家可以吃饱饭，这是孟子所期望的他那个时代小农之家所能过上的最幸福的生活。这样的幸福生活，李悝笔下的五口之家的小农是过不上。而对于晁错笔下汉代的五口之家的小农，这简直就是天堂了！所以，所谓“耕也，馁在其中矣”，5决非虚语。汉武帝的时侯实行食盐官营制度，一个盐价上涨，就弄得贫苦的农民只好“淡食”。6这是那时小农生活极端困苦的一个明证，而非贤良们的过甚之词。
2、战国、秦汉时期“低投入－产出”的形成
以上所言，表明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小农生活开支，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而为了维持小农经济起码的生存条件，小农除了必须在生活上尽量减少开支，也还必须在农业生产的投入上尽量减少开支。
《管子》上说，战国时期小农必备的种地工具，不过“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显而易见，那时起土、碎土、锄草和收割，用的都是，投入是很低的。到了西汉时，小农或许已有使用牛耕的。考古发现的西汉木铧犁，或许就是小农有牛之家使用的。但这也只能说明，那时铁的价格很贵，小农即便养得起牛，却未必买得起铁铧犁。汉宣帝时，龚遂为渤海太守;，“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这是当时铁器价贵的明证。难怪汉武帝实行冶铁官营，一抬高铁农具的价格，贫苦农民只好“木耕手耨”。;这也不会是那些贤良文学的过甚之词，而同为当时小农生产低投入之明证。
西汉的小农经济在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的低投入早就抵于极限。一些听起来比较极端的情况，实际上却具有很大普遍性的。晁错描述当时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董仲舒比晁错讲得更甚：“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兴，循而未改。”;董仲舒认为，这样的情况是从秦国商鞅变法开始的，汉朝的问题在于“循而未改”，这不尽符合事实。此不论。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农就其所从事的主业而言，的的确确已被剥夺得没有了自己的经济，而纯粹沦为国家或地主的劳动工具。
3、中国历史上的农业高剥削率
从战国到秦汉，中国的小农经济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特性，就是低投入和低产出。在其后的史上，由于高额的租税剥削，这种情况甚至变得更加严重。;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论及魏晋以下自耕农所受赋税压迫之沉重，曰：“魏晋有‘户’、‘调’之名：有田者出租赋，有户者出布帛。田之外复有户矣。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户之外复有丁矣。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入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于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嗟呼！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1有关杨炎的两税，无非是将租、庸、调与其他非法征敛合并，唐人陆贽已谓：“此总无名之暴赋而立常规也！”2魏晋以来赋税制度的变化，无非如此。二十年前，王家范、谢天佑先生曾就此问题说道：“两税法、一条鞭、地丁制（摊丁入亩），从赋税形态演化的前行意义上应该加以肯定，但其中却包含着赋税绝对值（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增长，这也是毋庸讳言的。关于这一点，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都曾激烈地抨击过。王夫之就说：‘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天宝以来的非法征敛），收于法之中。’不是吗？两税规定‘量出以制入’，而不是‘量入以制出’，无异明确宣布：它对天宝以来唐开支猛增而加税的既成事实是加以认可的。到宋代，庸调又从两税中脱出，‘两税’成了单纯田租的‘二税’，职役杂差又纷至沓来，以至税外有税，税外有役，两税法面目全非。发展到明代中叶，将宋、明以来两税之外累加的各种税、役一概并入一条鞭，又以形式肯定了下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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