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试论金元时期北方经济(1)
［关键词］ 金代 元代 北方［提 要］ 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虽久经战争的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部在以往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基础上，通过勤奋劳作和改进生产力，顽强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经济状况良好。粮食、桑麻、纺织、冶铁、煤炭、商业等方面仍呈发展势头，又强化了官营手、畜牧业等优势特色。金元时期的经济并未随经济重心南移而衰落，仍是发展着的经济，和平时期也曾繁荣昌盛，某些方面不亚于甚至超过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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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普遍认为，南宋或更早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至东南地区。我们在此不表异议。但是，关于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容易引起认识的误区，即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即是北方经济的衰落。因而对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先入为主，不再重视，对有关史料或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甚至做歪曲的解释。加以金元都是少数政权，往往产生一种偏见，只看到其破坏之处，看不到其建设之处。因此，笔者在研究过北宋北方经济基础上，不揣冒昧地延伸至金元，对其经济状况予以探讨并向史学界讨教，以利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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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地区经济恢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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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
河北在金代属于“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发达地区。早在辽末金初，这里的燕京(今北京)就非常繁荣,“户口安堵，人物丰庶……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全面发展的地方经济，达到了北京上空前的高度。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定都于此，改名中都，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金代初年的河北中部地区，据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出使金国的许亢宗亲眼所见：“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例如涿州(今河北涿州)即是“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这一广大地区做为燕京经济发展的腹地，显然与燕京的高度繁荣相适应。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南宋使者楼钥进入河北境内后，发现“自此州县有城壁，市井繁盛，大胜河南……自南京(今河南商丘)来，饮食日胜，河北尤佳。可知其民物之盛否。”并特别指出定州新乐县(今河北新乐东北)“尤繁庶”。安州（今河北安新）原为宋朝的边防顺安军，至金朝变成内地后，发展成为富庶之地。原来作为国防工事的塘泊，得到充分利用，夏季“有菰蒲、菱芡、莲藕、鱼虾之饶”，秋季水退后，“土壤衍沃，则得禾麻麰，亩收数种之利。”而且“舟车交辏，水行陆走，无往不通，贸迁有无，可殖厥货。故人物熙熙，生涯易足，民淳事简，素号易治。”献州(今河北献县)州城及周围大部分土地盐碱化严重，“几不可以种植”，只有东北一带“有田宜稼，独异其余，乃沃壤也。”但“去城十里外，膏腴月无月无，连阡接陌，桑荫障目。”也即大部分地区生产状况良好。冀西北的昌州、抚州（今河北宣化一带、张北一带）牧区也是“素号富实”。另外一些地方比较落后，如滦州石城(今河北唐山东北)等地“地瘠民贫，所种惟黍稗而已”。作物单调，品质不高。
河北在金代的发展，还表现在一些新兴城镇的出现。宝坻县(今天津宝坻)就是典型例子。此地原是芦苇丛生的低洼之地，五代后唐设盐场，入辽后设新仓镇。至金朝，“居人市易，井肆连络，阗阗杂沓……加之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楫扬帆，懋迁有无，泛历海岱、青兖之间，虽数百千里之远，徼
之便风，亦不浃旬日而可至……其稻粱黍稷、鯯鱼虾鲊，不可胜食也……虽斧斤不入山林，而林木亦不可胜用也。其富商大贾，货置丛繁……其人烟风物富庶与夫衣食之源，其易如此，而势均州郡。”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世宗亲临此地，下令“此新仓镇人烟繁庶，可改为县。”此地以盐起家，“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列为上县。”一个有着雄厚农业、渔业、手工业(盐业)基础、便利而商业昌盛的新县城诞生了。至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甚至曾升格为盈州，可见其发展势头之强劲。永济县（今河北丰润）也是新兴县。原来只是永济务，但“出丝枲、鱼盐，所宜稻梁黍稷”，而且民物丰衍，赋入繁阜，大定年间升为县，并一跃“为蓟郡诸县之最”。总的来看，金代河北许多地方的经济状况不亚于或超过了北宋。
历代京城都需要外地为其提供粮食等物资。金朝京城依赖的主要地区就是河北。金迁都中都后，规定各路沿河州县均设仓存贮当地及周边州县的税粮，具体提到的州县有如下几地：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今山东临清南、武城西、德州)、东光、清州之兴济、会川、献州、深州之武强(今河北东光、沧州北、青县、献县、武强西)。凡地在今山东者，都是在永济渠即今南运河东岸，也即现山东与河北交界之地。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即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辇入京师。”其产粮之丰盛，可以想见。地方和民间收入也呈富庶。如金宣宗时“河北州府钱多，其散失民间颇广。”
金元交替之际，战争摧垮了河北经济基础。但进入和平时期后，渐渐得到恢复，重新发展。元世祖时马可波罗在大都等地看到的，就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如大都(今北京)：“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其周围“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称也。乃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都市。其中仅回回商人中统四年就多达2953户，“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由北京南下至涿州路上，“沿途皆见有美丽旅舍，美丽葡萄园，美丽园囿，美丽田亩及美丽水泉”，涿州则是“一大而美丽之城”。自涿州向西至太原途中，“沿途皆见有环以城垣之城村及不少繁盛之聚落，与夫美丽田亩，暨美丽葡萄园，居民安乐。”在马可波罗的眼里，中国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所以其叙述不免会有夸张，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即他在北方所见所闻，已看不到任何战争后的创伤。又如真定府在元世祖时，“时和岁丰……镇之士民轻裘绥带，鸣丝跕足丽，嬉游宴衎……内则连甍楼栋，井肆夥繁，河朔兵余，独称万家之盛。外则阡陌纵横，耕桑弥望，熙熙然为乐郊之民。”一派欢乐繁荣景象。其他地方也多称富庶。如渤海之滨的昌黎(今河北昌黎)，“山辉川媚，物夥民繁，利足鱼盐，土饶沃壤。”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也是“古称土壤肥饶，溉以西山紫泉之水，故凡植物丰畅茂遂。”顺州（今北京顺义）“地沃而民淳，自国家罢兵百年，涵濡抚育，生殖日敏（繁？），蔚为饶郡。”龙庆州（今北京延庆）“地沃衍宜粟，粒甚大，岁供内膳”，“沃壤岁常丰”；宣德府（今河北宣化）“原地沃衍，多农民，植宜蓝靛草，颇有业染者，亦善地也。”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也是“川流交贯，树艺茂盛。”都是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的好地方。元代中期，邢台、南和（今河北邢台、南和）等县利用澧河浇灌稻田，“近水农民久蒙利益。”
蒙元统治者对京师所在的河北经济恢复与发展非常重视，采取了诸多措施。如早在成吉思汗末年的1227年，已入蒙古的保州(今河北保定)长官张柔，面对兵火之余荒废15年的保州城，大力开展恢复工作：“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水入城，疏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通过城市规划、基本建设和市政建设，发展商业和手工业，恢复了城市功能，取得显著成效并走向殷实富裕。战乱之后的河北荒地多、驻军多，为解决军需供应问题和发展生产，元政府大兴屯田。如至元时，在新城、定兴(今河北定兴)屯田，三年间“垦田若千万顷，而仓庾委积，如坻如京矣。”元顺帝至正时，在京畿再次大兴屯田，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今河北山海关一带)，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州、顺州(今北京密云、顺义)，方圆数百里内“皆引，立法佃种，岁乃大稔。”获得大面积丰收。至正中的永平路(今河北卢龙)“储粟十万，刍藁山积，居民殷富。”为当时一方乐土。在治理河流、发展交通水利和农田水利方面也颇下功夫。如通惠河、壩河、金水河、隆福宫前河、海子岸、双塔河、卢沟河、白浮甕山河、浑河、白河、御河、滦河、河间河、冶河、滹沱河、会通河等等，都进行过治理及发展其在农田水利、交通水利方面的作用，对当地经济的促进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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