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苏北沿海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清末民初废灶兴垦为中心
【内容提要】废灶兴垦是清末民初苏北沿海土地利用变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本文拟对其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更为全面地揭示其自西徂东、由南而北逐步推进的“时空”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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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苏南、苏北所含示的意义似乎远大于以江分界的自然区划的概念。若以范公堤（以下简称范堤）为界定位清末至民国时期苏北的沿海与内地似乎也可作此理解。原因在于，清末民初苏北沿海土地利用发生了较为剧烈的变化，经济地位抬升，主导经济产业出现了大的转折，实现了从“煮海为盐”到“废灶兴垦”的跨越，即由樵采、煎盐向成熟农田的过渡，开创了乡土经济“东部大开发”的新局面。
1924年李积新撰文指出，苏北沿海“举百万亩蔓草荒烟之地，一变而阡陌纵横，田庐相望，诚乃民国界之盛举”；“此项事业，不可谓不伟且大矣。”然“国人知之而肯注意及此者，不数数见”（注：李积新：《苏北盐垦事业概况》，见《东方杂志》第21卷第11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推至今日学界，同样对此关注不够。就笔者所目及，孙家山先生是较早将研究视角触及此问题的学者之一（注：孙家山：《苏北盐垦史初稿》，农业出版社，1984年。此外凌申《江苏滩涂农垦发展史研究》（见《中国农史》1991年第1期）、于海根《废灶兴垦与苏北的滩涂开发》（见《江苏史资料选辑》1992年第22期）、吴必虎《时期苏北平原系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应岳林，巴兆祥《江淮地区开发探源》（江西出版社，1997年）、王慕韩《江苏盐垦区土地利用问题之研究》（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等对此也有所论及。）。其对盐垦区农业概况的初步探讨，为本文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但从目前有关“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研究的学术前沿来看（注：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集成研究特别工作组：《过去2000年中国变化综合研究》，1999年文本。），上述问题的不少侧面还可以作进一步深入探讨。为此，本文依托《1935年苏北滨海盐垦区农垦公司概况》表（附后），拟以本区域废灶兴垦为中心，以期更为全面地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
一 废灶 并场 东迁
土地利用受自然和人类活动双重因素驱动。区域地貌变迁，首先是构成苏北沿海土地利用过程由盐转垦发生转换的根本动力。苏北沿海自黄河夺淮入海尤其明中期以后岸线大幅度外推，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两次利用高峰：煮海为盐、废灶兴垦。明清时期两淮盐商在此蓬勃发展，盐业成为本区域主导经济产业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确切地说，归因于范堤以东大面积淤涨成陆，其为盐灶的大规模拓展提供了地理空间。
据记载，从秦汉至北宋的1300多年间，海岸线基本稳定在今通榆公路一线（注：通榆公路，南起南通，北起赣榆，全长200多公里，其路身大致沿范公堤段。）。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改道夺淮入海，海涂日扩，海岸线不断东移。就其外推速度，明中期以前，河口的延伸速率为54米／年，其后至黄河北归前，河口延伸加快，为215米／年；滨海平原的平均造陆速度也相应地由2.7平方公里／年增加到10平方公里／年（注：张忍顺：《苏北黄河三角洲及滨海平原的成陆过程》，见《地报》1984年第39卷第2期。）。结果，岸线“迄清中叶，遂在（盐城东）百里之外”（注：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1《舆地》。）。苏北沿海“盐垦区”主要地带，即东滨黄海，西界范堤，南起吕四，北至陈家港的新生土地面积就有1900万亩（注：孙家山：《苏北盐垦史初稿》第1页。），成为我国明清时期成陆面积最大、时间最快的地区。自然，本区域土地利用第一个高峰期即煮海为盐，当在明清时期。从盐场地域分布看，“两淮各场，南起通县吕四，北讫海属各场，延袤八百余里，幅员至广”（注：民国《最近盐场录》，曹天生点校。见《近代史资料》第101号，中国科学出版社，2001年。）。对此，刘淼先生研究颇深（注：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恕不赘述。
缘何继之又要废灶？关键是灶址不适。海盐生产重在盐灶选址，选址最重要的条件是卤厚和草丰。既不能离海太近，不便摊淋，又不能离海太远，卤气不至。由于沿海荡地大多为新近几百年间涨出增滩而成，成陆的时间较迟，因而总体上说新生地貌景观以大片盐渍土区为主。但若以带状细分，由岸向海依次可划为草滩带、盐蒿滩带、沙泥混合滩带和粉沙细沙滩带。其所在位置，大都与一定时期的海岸线是相对应的，是微地貌变化在成陆过程中的客观反映，并表现出不同的土地自然适宜性，其中草滩带和盐蒿滩带是摊灰淋卤、筑亭煎盐的理想产地。
随着海滩淤高，海岸东迁，港汊堵塞，泥滩和粉沙细沙滩又逐渐演变成草滩带和盐蒿滩带，渐次成为盐灶东扩的理想产地。带状过渡如此推延。昔日盐产区曾留下大量建造用以避潮的墩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灶民为追逐潮水而频频东移。康熙十年（1671年）盐城知县陈继美巡视沿海墩台，有诗叹云“墩台星罗接大荒，凭高远眺海云翔”，而墩台间海盐作业景象则蔚为壮观：“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可见，清初沿海墩台已相当密集（注：据张忍顺：《江苏沿海古墩台考》，见《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然而，时过境迁，原有的草滩带和盐蒿滩带利用价值却日渐式微。因为草滩带和盐蒿滩带利用价值与距离岸线远近呈逆向关联。岸线愈远，旧时草滩带和盐蒿滩带对于沟通潮应、汲卤制盐就愈困难。清中期以降，岸线“遂在（盐城）百里之外”，可知范堤以东滩地已宽增至数十里乃至百余里。以致“沟河不通，无从得潮，潮水不至，无从得卤水利，实关盐政”（注：民国《最近盐场录》，曹天生点校。）。因此，“滨海新淤日涨，旧时亭场去海日远，潮汐不至，卤气渐淡，盐产遂绌”（注：实业部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五编《畜牧·盐垦》，（上海）民光印刷公司，1933年。丛书“报告华中编全国实业调查报告第1种”，（香港）宗青图书公司，1980年。）。其结果，旧盐区只能“茂草日以盛，盐产日以薄”，亭灶大半荒废。可见，自然条件的制约是废灶的根本原因。
于是，旧有盐场伴随上述带状空间递变而相继废灶、并场、东迁。“旧时距海不远，今则海沙涨起数十里，变为沙垣，亭场去海既远，卤气不升，渐移向外”（注：光绪《两淮盐法志》卷16《图说门·通属图说》。）。场产的盐务司署，纷纷东移、撤并，恰似一面移动的旗帜，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诸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丁溪场盐课司署东移50里，至沈灶；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小海场盐课司署东移50里，至小海团；咸丰十一年（1861年），草堰场盐课司署东移50里，至西团。而昔日盐务颇盛的阜宁天赐场“自盐场裁并（庙湾），遂即荒落”（注：民国《阜宁县新志》卷14《商业·市集》。）。因而，从两淮盐场数量的调整也能够体察出来：明嘉靖时期30个，清乾隆时期25个，民国元年仅留15个（注：乾隆《两淮盐法志》卷16《场灶·草荡》；民国《最近盐场录》，曹天生点校。）。盐场裁并，很大程度是与岸线外推，旧有盐场因卤淡而无法进行海盐生产有关。
自然，淮南所属盐场裁并幅度最大，共裁去9个。“淮南因海势东迁，卤气渐淡，石港、刘庄等场产盐既少，金沙场且不出盐。若淮北三场，离海近，卤气尚厚”（注：《清史稿》卷123《食货志》。）。淮北盐业除离海较近自然条件优越外，制盐工艺和晒盐生产方式也比淮南煎盐优越，“比诸淮南各场费省至一与十五之差”（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五编《农林畜牧·盐垦》。），两者悬殊十余倍，更加剧了淮南衰势。加之淮南盐业因道光盐务改制、运河转输贸易地位下降以及社会动乱等原因而衰势重重（注：光绪《淮安府志》卷1《疆域》。）。所以，相对而言，清末以来淮北盐业比之淮南尚能继续得到发展，裕通、庆日新、大有晋等新铺盐滩公司在淮北迭起，济南盐场则一度占居全国各大盐场销量之冠，达到两淮盐产的70%。淮南“至是产盐仅百万石，不及淮北五分之一”（注：张保丰：《淮南垦殖的过去和未来》，见《新中华》第3卷第24期，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两淮产盐重心向北倾斜。据新近公布的民初《最近盐场录》记载，淮南“今则销多产绌，至岁短二十万之巨，盖各场商穷、灶玩、草透、亭荒，或则海势之东趋，或则西水（亦名“客水”）之下溢，因陋就简，莫事经营”；为此，“济南盐场专为接济淮南而设，尽产尽销每岁约计十万引之谱”（注：民国《最近盐场录》，曹天生点校。）。
因此，自然条件是土地利用的基础，盐业生产与区域地貌变迁息息相关；而废灶兴垦又与盐业生产盛衰息息相关。增滩最多、离岸渐远的淮南诸多盐区首先成为废灶兴垦主要地带，势所必然。从附表《1935年苏北滨海盐垦区农垦公司概况》地域分布可以清楚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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