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1世纪的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
21世纪的中国仍然是小农？不管有没有WTO，中国的都已经到了不可维持的地步;
; ◎中国本来就不是农业大国，而是小农国家
;
; 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农业大国，因为农业大国一般都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占有比较大的份额。中国其实是一个小农国家。中国的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三农问题。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民、、农业。
; 小农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众多，土地所承载的农民人口压力过大，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生存保障功能上升。中国有14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1亩，在这些地方土地已经几乎失去了生产资料功能，而仅仅具备生存保障功能。其中又有6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在这些省份，土地连生存保障功能都不能满足了，更遑论生产资料功能。在考虑资源的制约时还要考虑到水资源的制约，因为那些人均耕地面积超过1亩的地区，大部分是西北部缺水省区，连基本生存都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制约。把这两种基本的资源制约考虑进来，中国农业维持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在哪里呢？
; 中国的国情是资源紧约束、城乡结构二元对立。在农业生产中，土地不能增加，劳动力即使边际收益下降到零以下也得继续投入而不可能被替代，因为没有非农就业的可能，最稀缺的资金要素进不来，因为任何资本投入增加都导致上推，我们的主要农产品“地板价格”（成本）已经高于“天花板”（国际）。并且，一方面土地的要素投入不仅不可能增加，考虑到人口增加、城镇占地，沙化和荒漠化等因素，土地实际上正在不断地减少。另一方面劳动力的投入不可能减少，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其他就业机会。这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亦即效益下降，于是资金必然流出农业，没有人愿意往这个领域。于是小农经济便天然地是一种保守的东西，一种非市场的东西。在基本要素的刚性约束下，中国又怎么能利用市场机制特别是国际市场整合要素，优化资源配置呢？如果无法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又怎么能够提高效益呢？没有效益的提高，怎么去和别国竞争呢？因此我的判断是：不管有没有WTO，中国的农业都已经到了不可维持的地步。
;
; ◎我们实在应该重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问题
;
; 到2000年，按劳动年龄人口算，中国有5亿农村劳动力。我们插过队的人都知道，这一数字至少要再加30%的。因为农民60岁以上、18岁以下也都要干活，国家并不能保障18岁以下都在学校里接受，初中没有毕业、小学没有毕业的大有人在，因此他们只能参加农业生产。按有劳动能力人口计算，农村有6亿多劳动力。其中农业生产只需要大约1亿多，所以绝对过剩的劳动力有4-5亿。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人口达到4亿？而中国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就有4-5亿。近年来乡镇企业解决就业的能力大幅度下降，每年向外排斥300万到400万。城市原有7、8千万农民工进城打工，现在是一道道门槛，一道道壁垒，限制农民进城就业。
; 加入WTO，进口农产品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足国内农业生产下降，但是农村过剩劳动力就业如何解决？外国资本进入能够促进的就业主要集中在以和贸易为主的服务业，对低素质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显然不可能起拉动作用。如果中国在农产品上按照WTO原则作出的让步，加剧了农民入不敷出的矛盾，那么被资源短缺推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无业可就的问题将造成更为严重的矛盾。
; 有人试图借鉴韩国在经济起飞时候大量工人到中东等地打工的经验走国家组织劳务出口之路，但试问，哪个国家有像中国这样仅农村就有4-5亿的庞大的过剩劳动力队伍呢？因此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劳务出口可以解决的概念。
;
; ◎在21世纪的中国，就业应该是第一国策
;
;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无论生产什么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的产品出口总能很快把世界市场铺满。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搞出口导向的发展，与发展中人口小国情况不同。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甚至包括韩国，当它们从事某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时，随着生产和出口提高了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劳动力价格立刻迅速抬升。然而在中国劳动力绝对过剩，区域差别大的条件下，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价格上升之后，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立即源源不断地涌入，仍然能够使沿海企业的月工资水平维持在200、300元左右，低水平制造业靠血汗工资制保证最低成本来维持竞争力。沿海的制造业为什么不愿意到西部去？因为在东部沿海地区他们不仅能够就近联系国际市场，节约信息和成本，而且根本不用考虑劳动力供给半径。东部的企业主不需要对3000公里、4000公里以外流到他这里的劳动力的任何流动成本负责。你去挤闷罐车也好，还是由于超载引起的沉船翻车事故也好，这些成本不归沿海的制造业负担，也不归远远地在坐在香港、、韩国、日本的出口商负担。这也是沿海企业非法使用童工问题的解释。
;
; ◎20年来农业结构调整为什么处处陷于被动
;
; 在我看来，20多年来中国农业经历了三次结构调整。回顾历次经济对策，基本上属于被动的“打补丁”。如果“今天的我们仍然重复过去的故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 1979-1982年粮食价格调整，提价刺激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同时又推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一个价格的作用，一个制度的作用，把粮食产量推上了两个台阶，从原来的6000亿斤左右提高到8400亿斤。与此同时，人口的增长却没有赶上粮食产量增长。多出来的粮食一下子没有那么多人消费，于是出现存储爆满，粮食压价，导致农民1985年调整7000万亩粮田，粮食产量掉下来500多亿斤。这次调整的确是市场的作用，是农民的自发调整，上了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农业的商品化水平提高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农民的非农就业和收入提高又使农村消费第一次达到60%以上，并且大幅度拉动对城市品的需求，导致出现“黄金增长”。但是同期出现的是流通体制改革滞后引起各种非粮食农产品的大战，如蒜台大战、蚕茧大战、柑橘大战等。垄断经营部门一向是“多了砍，少了赶”。这是当时各个政府垄断部门操纵农产品市场的结果。80年代中后期有大量这样的报导，回顾一下，历历在目。
; 1988年出现物价指数上涨18.6%，导致宏观紧缩，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投资。这使得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同时，城市就业减少、收入下降。这些因素导致从1989年起，连续三年的农业主产品卖难。比如粮、棉、油、肉、蛋、奶、烟、麻、茶、糖等十几种农产品相对于的收入的需求弹性下降到低于1。这意味着随收入上涨，需求并不会同步增加。需求弹性下降反映农产品卖不动绝对不是农业结构调整能够解决的问题。卖不动则农民收入下降。
; 在这种背景下，由于连续三年收入下降而有着极强就业欲望的农民自发掀起打工潮。4600万农民工涌向东南沿海。不妨估计一下这4600万农民工带来的直接粮食需求。假定一个农民工一天消费3、4斤粮食。城市人口平均一人一天消费7两粮食，那么这4600万农民工的粮食需求约相当于2亿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在原有的3亿城市人口的基础上等于陡然增加了60%多的粮食需求，而且这些农民工消费的是低质粮。这直接拉动了1993年开始的粮食抢购。广东和福建抢购江西和湖南的早籼稻。后来出现了政策“打补丁”，实行“省长米袋子”。实际上是各省纷纷封锁本地市场，地方封锁导致中央大进口。接着，受到粮食抢购的刺激，中原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大量生产早籼稻，一哄而上，很快就又积压了。
; 1995年开始新一轮宏观紧缩。随着3年宏观紧缩1997年到位，基本建设停工，农民工回家。我们在1996-1997年开始研究农民工回流。农民工回流引起城里的低质粮需求下降，于是又出现了农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