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外资入侵与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
一、外资入侵的两种形式;
中国卷入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外资入侵的过程。外资入侵是以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两种形式出现的。鸦片战争中，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的大门，伴之而来的是潮水般的洋货。尽管外国的商品输入遭到了政府和民间的抵制，但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在中英直接贸易中，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不包括鸦片)呈螺旋式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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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中国获取了一系列新的特权，它们对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五口通商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出超的，加上鸦片走私，也有较多年份表现为出超。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则除早期有6年出超外，其余年份都是入超，而且入超额由数百万海关两增至三千数百万海关两。1877年，中国对外贸易开始了年年入超的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成为我国殖民地性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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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战争前，国际资本主义还处在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的自由竞争时期，它们对中国的侵略还是通过商品输出和鸦片输出以获取高额利润。在这一期间，他们虽然也在中国非法设立了相当数量的贸易行以及一些、航运公司和企业，但这些企业主要还是为了开展商品贸易服务的，除了航运和贸易业外，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为了解决由于资本集中，特别是资本的发展而形成的过剩资本，它们就不满足于对外输出商品，而要输出资本，作为奴役和掠夺他国人民，获得最大限度利润的一项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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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这项规定，不仅给日本人以设厂权，而且给他们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和进口洋货有同样的特权和优惠。中日条约有关设厂权等规定，由于片面最惠国条款，其他列强也同样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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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工业，充斥了各行各业。从重工业的机器、造船到轻工业的纺纱，从投资巨万的矿冶工业到手工制造樟脑工场，都无一不渗透了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在华的工业投资，已经形成了中国工业上的垄断力量。煤矿工业中的开滦、福公司、抚顺、本溪湖、山东德华、井陉、临城七大煤矿在1913年的产量就超过了六百万吨，单是开滦、抚顺两矿就各占二百多万吨，而当时全国煤产量，却不过七百六十多万吨。机器造船业中的耶松船厂，在1900年合并了上海的另外两个船厂以后，资本由七十五万两增加到五百五十七万两，垄断了当时上海的整个造船工业。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公司，在成立以后的十年中，工厂由一个扩充至四个，工人由百余名扩充至近万名，资本由十万零五千元扩充到一千一百万元，超过了当时中国所有烟厂资本的七倍。水电工业中，英国资本的上海煤气公司，在20年中，资本增加了5倍，变成了“制造煤气比欧洲和美洲以外的其他任何英国煤气公司都要多”的庞大托拉斯。纺纱工业中，英、美、德三国一口气在1897年成立了四个纱厂，加上后起的日本上海纺和内外棉，差不多占了中国棉纺织业的半个天下。帝国主义的托拉斯组织，不但垄断了工业的一个单一部门，而且往往垄断了工业中的几个部门乃至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部门。这个时期中形成的两个最大的垄断组织--英国的怡和洋行和日本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就是垄断了很多经济部门的大托拉斯。怡和洋行投资的范围，从、地产、轮船、码头以至电车、铁道，在工业中，则不仅是纺纱，而且包括了缫丝、打包、木材、电灯、制糖、制冰、冷藏。从1832年怡和洋行成立之日起，到1914年止，先后成立的企业，就有30个，资本至少在四千万元以上。抱着独占东北的野心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则是一个以投资铁道为主的大托拉斯。这个公司在1906年创办的时候，额定的资本即为两亿元。1920年一跃而为四亿四千万元，以一公司而有如此巨大资本者，不仅在日本本土固然没有，即使在世界拥有如是巨资者，亦寥寥可数(本段资料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序，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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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列强是以一系列侵华战争、不平等条约和攫取特权在中国立足的。在这种背景下的外国资本，是以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为基础，并服务于扩张这种特权，因此，并非资本过剩而是资本缺乏的国家，如俄国和日本，也在中国拥有巨额投资。而且，这种在华资本，总的说，主要并不是来自他们本国，而主要是来自中国--包括战争赔款和勒索，鸦片走私和“租界”土地占有的暴利，中国商人向外商缴纳的保证金和附股，外商在中国发行的股票和债券，外商银行在中国吸收存款和发行纸币等多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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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资入侵的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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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入侵具有二重性。就其商品入出而言，一方面，(一)外国资本主义通过不等价交换掠夺中国人民。如从1872年至188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年年逆差，总计入超额达5498万海关两。从20世纪初起，进口价格猛升，到1920年上升了75%以上。出口价格也跟着增长，但增长较慢，到1920年只上升35%，这样，20年间剪刀差扩大了32%。1931年以后，进出口价格都大跌，而出口下跌幅度远大于进口。到1936年，进口价格仍比1926年提高了41.7%，而出口价格则被压低了3.9%。这段期间，剪刀差最大时被扩大到84.2%，就是说，从前用一吨出口品可能换来的进口货，现在要用近两吨来换取了。(二)摧毁了某些手工业，如手工纺纱、制靛、踹布、土钢、土针、土烛、土烟、木板印刷等8个行业。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遭到严重摧残。(三)使中国农民对洋货的依赖加深，促进了中国的两极分化。如河北省东光县“近几年来，乡下农民，男的虽仍然是耕田，但女人多不从事于纺织，家中一切日用品多仰给于外货，以棉布、棉纱、煤油等为主要品，纸烟销售亦甚多。每年农家秋收后，不论粮食够食用与否，即贱价出售，用以还债或购买用品，待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再借债购买粮食吃”。20世纪30年代，“农民所用之输入品，如煤油、火柴、食盐、洋线以及其他一切自外输入品，无不逐日涨价，陷农民于益加贫困中”。但另一方面，外国商品的输入带来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第一次用煤油代替植物油照明，用火柴代替火石取火，用机织布代替手织布制衣。如直隶省香河县“衣服向用土布家机，惟求坚实耐久，不尚美观，寻常农家大率类此”。“自洋布输入，物美而价廉，争相购用，家机土布遂不可见”。河北省濮阳县某村“妇女们--中年以下穿新式洋袜者几占50%以上”。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洋布、洋袜的使用已相当普遍。而且随着洋货的进口，又出现了某些资本主义工业和新型手工业。如1873年，中国第一家航运公司招商局正式投入运营；1890年，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家中资织布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外纱的大量输入引起了中国手工织布业的再一次勃兴。我国的手织业长期停留在家庭工业形式，直到有了机制纱，才出现手工织布厂。1900年以后，手工棉织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有了迅速发展，一是发展了较具规模的手工织布厂，一是出现了类似丝织业帐房的包买商。这些形式的发展，除了机纱的使用外，又是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分不开的。1900年以后，日本手拉织布机输入中国，速度增加一倍，布幅也加宽至18寸，所织称改良土布。1905年以后，又有日本铁轮织布机输入，速度比拉梭机大两倍，布幅加宽至22寸，与洋布相等。还有日本提花机，利用铁轮机原理，加自动提丝改制，织出设计的花纹。这些织机中国厂都能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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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的资本输入同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外商依靠特权，压迫中国民族工业，中国民族工业在外国商品输入和资本输入的夹缝中辗转求生。但是，外国资本输入也带来了模仿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首先，中国政府和民间开始改变“轻商”观念。1895年，清廷颁布上谕，动员、鼓励各省设厂，堵塞漏; ，抵制洋货。1903年，商部成立，颁布《奖励公司章程》，规定：集股2000万元至5000万元以上者，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集股500万元、800万元、1000万元以上者，分别作为商部四等、三等、二等顾问官，加四、三、二品顶戴；集股50、80、100、200、300万元以上者，作为商部五、四、三、二、头等议员，加七、六品顶戴或六、五品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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