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工业生产指数初步研究
1946年冬天，作者有机会到当时的北平去了一趟。去的目的，是搜集和整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沦陷区方面的资料。 ; 抗战第二年(1938年)，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了一个“华北开发公司”。这个机关，是日本侵略者“开发”华北的一个所谓“、监督和设计”的机构。由于“业务”上的需要，他们在公司之下成立了一个“企划室”。整个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的活动和设施，多半出自他们的手笔。所以有关战时华北沦陷区工矿生产的，也特别完备。; 战争结束以后，这一部分丰富的文献资料，并没有引起应当得到的重视。很多宝贵的机密资料就在这个时候让日本人毁坏灭迹，而剩下来的多架资料，也只有一位辛勤的学术工作者郑伯彬先生和他的两三位助手加以整理保存。
; 作者去北平的时候，这一堆零乱的资料，还没有完全整理就绪。因此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就差不多花了半年的工夫。1947年6月以后，才开始对所得的资料有了点头绪，并就战时华北沦陷区工业资本、就业和生产的变动，写了两个报告①：一个偏重量的考察；一个偏重质的辨析。这两个报告，因为讨论的对象是资本、就业和生产三项，而战时华北沦陷区工业同时具备这三项完整的统计的，只有1939年和1942年，因此那两篇报告，也不能不以这两年为讨论的中心。
; 在本文中，我想单独把生产一项提出来，试编一个全部战时华北沦陷区工业的生产指数。因为整个工业生产，虽然只限于1939年和1942年，可是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统计，就已搜集到的资料中，有许多可以找到1936年至1944年的统计。由于这是庞杂的生产统计，有的全不可靠，不能引用；有的一年有几个数字，必须在互相参照，决定取舍，所以在统计上，必须先下一番审定和选择的工夫。选择的结果，一共得到14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统计②。这14种产品，大体上可以代表战时华北沦陷区工业的几个主要部门。
根据这些统计，我编制了一个简单算术平均的总指数。如果这个指数能够代表战时华北沦陷区工业的生产趋势，那么不但我的两个报告可以得到一个有力的补充，而且从这个指数本身，对战时华北乃至整个战时中国工业生产趋势的了解，也可以得到许多新的认识。现在先把这14种产品的历年产量和统计的资料来源表释于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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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阅《中央月报》，新2卷第12期；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2期。;
②; 我原来选了17种商品，其中臭素、氯化钾及盐化苦土三项为盐业附产品，经过进一步考虑，剔除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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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 1．铣铁：根据华北开发公司未发表之统计数字。
; 2．钢：同上，1941年并参阅《1944年华北工场名簿》(油印本)。1941年以前无生产。
; 3．水泥：1936年至1939年系根据北支经济所之统计，参阅《北支主要工场及事业场生产实绩一览表》第25页；1940系根据北支甲1800部队之统计，参阅《北支蒙疆主要工场及事业场生产实绩一览表》第43页，1942年除察绥外均同1940年，察绥系根据《蒙疆银行》之统计，参阅《蒙疆に於けゐ工场生产调查(其一)》第107页；1942年除察绥外均系根据日本大使馆之调查，参阅《昭和17年北支工场名簿》，察绥生产系以前年度之数字代替，1943年系根据和田宪夫之统计，参阅《华北化学工业统计》；1944年系根据1944年《华北工场名簿》所记载之数字计算得出。
; 4．电：1936年系根据发电容量估计得出1千瓦容量之发电量约为1500度，1936年发电容量为147170千瓦(参阅《北支五省电气事业》)，约如上数。1939年计算方法同上，计天津、冀东、齐鲁、芝罘、胶澳、蒙疆六电业公司之容量为51309千瓦
(参阅《昭和14年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并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关系会社概况》)，其他电厂容量为天津、冀东、齐鲁、芝罘、胶澳五公司容量102％，计44837千瓦，合计全体发电容量为96146千瓦，发电量合如上数。
; 1940、1941年两年之资料来源如下：
; a．察绥电厂发电量：《北支开发株式会社，并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关系会社概况》1940年为23670千度，1941年为35901千度。
; b．绥察区以外电厂发电量：《华北电业公司综合营业报告》，计1940年为134934千度，1941年为185718千度。
; c．华北电业公司以外各厂发电量：系根据容量估计，1940年占华北电业容量46％，1941年占11％。
; 1942年至1944年资料来源如下：
; a．察绥电厂：《关系会社事业目标计划并实绩累年比较表》。
; b．察绥区以外电厂：《华北电业公司综合营业报告》。
; 1937、1938年两年估计数字。
; 5．纯碱：1936、1937年两年，参阅《北支主要工场及事业场生产实绩一览表》，1938年参阅和田宪夫《华北化学工业统计》，1939年根据北支工场调查委员会之统计，参阅《昭和14年华北工场名簿》第105页及第233页。1940、1941年参阅《北支蒙疆主要工场及事业场生产实绩一览表》，1942、1943年根据华北开发公司之统计，参阅《关系会社事业目标计划并实绩累年比较表》，1944年参阅1944年《华北工场名簿》。
; 6．烧碱：同上。1938年无生产。
; 7．硫酸：1936年至1939年参阅《北支主要工场及事业场生产实绩一览表》，194o年及1941年参阅《北支蒙疆主要工场及事业场生产实绩一览表》，1942年至1944年参阅和田宪夫《华北化学工业统计》。
; 8．盐酸：同上，1944年系估计数字，1939年以前无生产。
; 9．酒精：1936年至1938年根据满铁调查科之统计，参阅《北支那产业统计提要》；1939年系估计数字；1940、1941年参阅《北支蒙疆主要工场及事业场生产实绩一览表》；1942、1943年两年根据《满铁北京事务所之统计》，参阅《北支尸ハュヘル生产事情)；1944年根据和田宪夫之报告，参阅《战时华北工矿事业之发展化学工业实态篇》及《华北化学工业统计》。
; 10.焦油：1936、1937、1939年参阅《北支主要工场及事业场生产实绩一览表》；1940、1941年参阅《北支蒙疆主要工场及事业场生产实绩一览表》；1942年参阅《昭和17年北支工场名簿》；1943、1944年参阅1944年《华北工场名簿》；1938年系估计数字。
; 11．电石：1941年至1943年均参阅《关系会社事业目标计划并实绩累年比较表》；1944年参阅《1944年华北工场名簿》；1940年以前无生产。
; 12．棉纱：1936年至1938年参阅《北支那产业统计提要》；1939年参阅《北支主要工场及事业场生产实绩一览表》；1940、1941年参阅《北支蒙疆主要工场及事业场生产实绩一览表》；1942年根据《昭和17年北支工场统计》计算。原37450吨，每捆以186公斤计算合如上数。1943年以后系估计数字。
; 13．毛线：1936年至1939年参阅《北支主要工场及事业场生产实绩一览表》；1940、1941年参阅《北支蒙疆主要工场及事业场生产实绩一览表》；1942年参阅《昭和17年北支工场统计》；1943年以后系估计数字。
14．面粉：1936年至1939年参阅《华北工业生产物资需给调查第一次概况报告》；1940、1941年参阅《北支蒙疆主要工场及事业场生产实绩一览表》；1942年除察绥区外均根据《昭和17年北支工场统计》。原为223405吨，依每袋22．13公斤计算，察绥区系根据《蒙疆银行》之统调查估计得出，1943年以后系估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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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文章开头的地方指出：对战时华北沦陷区工业生产指数的研究，不仅对华北沦陷区本身，而且对整个战时形势的了解，都有所助益。这是因为，在我们手中，除了上面我编制的这个华北沦陷区工业生产指数以外，在华北沦陷区矿业以及整个大后方工业和华中沦陷区的工业重镇上海，都有前人记录、编制的生产指数。它和上述指数，可以互相参证，从中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 首先是当时的经济部统计处编制的后方工业生产指数。这个指数从1938年起一直编制到抗战结束。它所选的工业产品，一共有34项。拿我编制的华北沦陷区工业生产指数与之比较，有两点需要加以斟酌：第一，就样本而言，他们所选的产品比我们多，有少数缺乏代表性，同时工、矿不分，不能和我们所编的指数直接比较。第二，他们所用的计算公式是拉斯比尔公式(Laspeyres’Formula)，这是比较理想的做法。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所选的代表产品，缺乏可靠的基期价格数字。因此我们的指数不得不采用最简单的算术平均公式。为了修正上述两种缺点，以求比较的基础相同起见，我们把经济部的指数，也改成简单的算术平均数，同时剔除煤、钨、锑、锡、汞五项矿业产品，剔除以后，样本还是比我们多，不过，我们觉得我们所选的工业产品，虽只14项，可是足以代表战时华北工业的重要部门，只要两个指数，都能代表整个工业的生产趋势，项目的多少是不足以影响比较的基础的。此外，我们选择的基期，是1942年。因为1942年是太平洋战争开始的第一年，在华北的战时工业发展上，1942年以前和1942年以后各代表一种不同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至于经济部所编的指数，基期是1938年，它除了不能和我们比较以外，本身还有两个缺点：第一，战时后方有少数属于军事方面的工业产品，在1941年至1944年，生产数量激增，如电动机、汽油两项，如果拿1938年作基期，1941年电动机的生产指数为26059．52，1944年汽油的生产指数为83153．81，如果选择战争中期作基期，这种不能代表整个工业生产趋势的激烈变动，就可以避免，不致因一两项产品的激烈变动，影响到整个工业的生产指数。第二，1938年后方工业尚未全部复工，我们在34种产品中，就发现有五项产品没有产量。原统计碰到这种情形，就拿次一年作基期，这对于总指数的编制，不能没有影响。所以我们把它的基期一律改为1942年。不过我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比较的基础一致，对原指数的修正，倒是我们次要的目的。
; 现在把我们的统计和经济部的统计分别列表于下(表2、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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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列表3总指数有两个，第I个是我们改算以后的指数，这个指数和华北工业生产指数的编制方法是一致的；第Ⅱ个是经济部原编的拉斯比尔指数，项目依旧是34项，不过把基期改了一下①。我们列上原指数的目的，是想对修正指数和原指数，作一个比较性的说明。第一，在1943年以前两个指数都上升，而修正指数的上升率要大一点，这是由于取消价格加权以后的影响，同时我们看出相对上升率的差别很小，可见这个影响并不太大。第二，1944年两个指数变动的方向则完全相反，这可能受上述同一原因的影响，也可能是受取消五项矿产品的影响，因为这五项产品的生产，在1944年都急剧下降，尤以钨锑锡等出口矿产品为最②。大体上看来，我们为了求比较的基础一致，改算后方工业生产指数，并没有十分更动指数的变动趋势，我们如果承认原指数的代表性，那么修正指数，也不能过分否认它能代表实际的情形。现在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指数说明我们的意见了。
首先，我们如果只看生产指数，后方和华北的工业变动趋势，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因为在战争八年中。后方的工业生产是在极端困难情形之下进行的，可是我们的统计数字，却表示出来，工业生产在战争的前六年中，增加4倍(根据原统计)乃至6倍(根据修正统计)；反之华北首先沦陷，在日本看来是一个“治安”已经“强化”了的区域，同时日本对于华北的“开发”。拟订的计划不下十余种，按理战时华北工业一定有长足的进展．可是从我们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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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里面却看到，1944年的生产较战争开始时增加尚不及一倍，而战时生产的最高峰，也还不能达到战争前一年的水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实我个人最初也是带着一种流行的看法到北平去的，以为战时华北经过日本人八年的经营，工业的本质和数量一定有很大的变化，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资料搜集和整理以后，我才发现我所得的结果，和我最初的看法，差不多完全相反。在我撰拟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和生产的分析时，我从每一个角度上，都看不出战时华北工业的本质，有什么大的变化的象征。于是我不得不从统计数字以外，去找它的原因，我在《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就努力寻求它的答案，这答案可以作为这个生产指数变动的说明。总括起来说，在战争刚开始的几年，日本实在并没有在华北作就地建设华北工业的打算，那时，日本对华北虽然有一个什么“五年开发计划”，可是在精神上是把华北当作资源的取给地，在日“满”支集团经济体系之下，华北的地位还在“满洲国”之下，是附庸的附庸。当时日本向华北伸手要的是两黑一白——煤、铁、盐——为了要这些东西，; 日本才不得不修几条必需的线，随着运输条件的改善，战争初期，华北工业才有一点小康性的增进。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 日本的海运负担加重了，为了节约海上的运输，日本比较了一下“资源输送”与“就地加工”的相对，觉得后者比较合算，于是在1942年间才又订了一个华北产业开发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中，工业资金的比重增加，这本来是华北工业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此时，; 日本似乎肯出钱了，可是已经晚了，因为1943年以后，太平洋的战争一直逆转，战争的负担增加，日本口袋里的钱已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分润华北?战争很快的结束了，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眼中，他们可以说是“赍志以殁”的，我们所作的生产指数正指出这个横行一时的“英雄”末路。
; 其次，和华北沦陷区比较，战时大后方工业生产的上升速度也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的。这里也需要有适当的分析。一是这个指数的代表性问题。正如上文所述，这个指数的样本产品，虽然选取了29项，但产品的代表性，仍存在不少疑惑。例如钢的生产指数，在统计的七年中，上升了70多倍，但实际产量微末，到期末的1944年，全年产量不过7000多吨，无足轻重。这种情形，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于汽油和酸碱等化学工业之中。它们增长的速度虽然很大，但实际产量十分微末。凡此不能不影响总的生产指数的代表性。另一则是在整个后方工业生产中，官方垄断性质很强的资源委员会，在很多工业部门中，立于十分突出的地位。许多关键产业几乎都掌握在资源委员会的手中。如果民办企业和官办企业分别统计，局面就会大不相同。不过尽管有这样两点缺憾，但总的看来，战时大后方的工业生产，并不如有的人想象的那样萎缩，这是可以肯定的。对于战时大后方经济的分析，有许多现象应该在“生产”这个因素以外，去找其他更重要的解释。但这已离题太远，不宜在这里加以讨论。
; 应该及时指出，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统治之下，华北沦陷区的工矿企业中，也有垄断势力的存在。我们在文章开头的地方提到的华北开发公司，就是一个典型。而对华北沦陷区煤矿业富有研究的专家佟哲晖教授，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完整的例
证，值得在这里加以介绍①。
; 原来日本侵略者军事进犯之中，对它所侵占的所有工矿企业，最初一律实行赤裸裸的军管制度。这在矿业、特别是华北富有的煤矿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侵略者每侵占一个矿区，即由军部派人接收，实行所谓“军”。这种赤裸裸的军事掠夺，一直延续到1939年。而在此之前一年(1938年)，华北开发公司即已成立。自1939年起，; 日本侵略者便将“军管理”的煤矿，逐渐解除军管，分别改组为中日合办或日资独办的公司。而被列为“统制产业”的煤铁等重要资源，基本上为日资独揽。到1943年止，华北煤矿业资本中，日资独办占资本总额的55％、产量总额的68％(参阅表4)。产量总额明显大于资本总额，可见日资独办的煤矿，都是生产效率较高的大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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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佟哲晖教授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主办的《社会科学杂志》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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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开发公司之成立以迄战争临近结束的七年间(1938—1944年)，以开发公司关系企业和非关系企业为划分的标准，公司自己也有一系列的生产统计。这里的关系企业和非关系企业，是否与日本独资和中日合资的涵盖面完全一致，不得而知。但根据常情判断，估计大体上是一致的。现将该统计列表于下(表5)，以观二者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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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5中，一眼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关系煤矿和非关系煤矿，各有各自不同的走势。关系煤矿在七年中的前五年，有大幅度的上升，5年间上升几达两倍。只有最后两年，略呈下降。七年中煤产量增加了1倍以上。而非关系煤矿在前三年生产起伏不定，后四年则一直下泻。七年中煤产量只增加5％。二是关系煤矿的生产，在全体煤矿的总产量变动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总产量基本上随着关系煤矿生产的变动而变动，非关系煤矿的生产，在这里基本上不起任何作用。如1938—1939年两年间，非关系煤矿生产下降了30％，但总产量仍上升了45％；1941—1942年两年间，非关系煤矿生产下降了23％，总产量仍上升了10％。总的看来，只有1943—1944年这两年，关系煤矿、非关系煤矿和总产量，三者维持一致的下降，这正好印证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这个横行一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战争狂人，面临着它的“末日”。
; 最后一个比较者，是上海沦陷时期的工业生产。
; 上海战时的工业生产，可以用“两头小、中间大”六字加以概括。也就是：1937年8月上海战争爆发以后的一段时期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生产呈下降的局面，而中间的一段时期，则呈上升的局面。这里有伪中央储备银行编制的上海纺织、面粉、橡胶、机器、纸张等8项主要工业在1936—1941年间的生产指数，可以用来加以说明(参阅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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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我们还选取了一个同期的上海工业用电指数，以期互相印证(参阅表7)。
从表6和表7中可以看出：上海工业生产和工业用电两个指数的走向，基本上一致，不过变动的幅度稍有不同，从而得以判断，生产指数基本上是可以信赖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模式，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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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作一点事实的回顾。
在抗日战争之初，也就是1937—1938年这两年，京沪保卫战成为战局的中心。上海的工业，遭到战争的巨大破坏。表6中所显示的正是这样：这两年中，八项主要工业的平均生产指数，都低于战前的1936年，只有造纸一业是个例外。而且这两年的环比，也呈下降的趋势，反映了下降的强度。然而从1939年起，连续三年，总的平均生产指数，都超过战前的1936年。在日本势力未能侵入的英、法等国租界，大批工厂和银行争相进入，业利润大幅度攀升，一时成为繁荣的“孤岛”①。不过好景不长。随着日本统制力度的加强，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对上海实行了全面的占领，一度繁荣其外的“孤岛”，转眼之间，景况已非畴昔。在表6，1940—1941年的指数变动中，衰象已经开始露头。众所周知，上海工业产品的销场，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面向内地，而原料的汲取，则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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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38—1941年间。永安公司系统六年利润，上升了5倍以上。参阅《近代中国》，第5辑，1995年版，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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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1941年以前，这一部分产品的推销和原料的供应，大体上还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此后不久，日本单纯从军事上着眼，开始封锁上海工业产品在内地的传统。继之以发动太平洋战争，外来的工业原料濒于断绝。加上战争后期资金筹措的困难，; 日本统制措施的日趋严格以及供应缺口的扩大，工业用电的限制，在在足以加重工业生产的负担。到了1942年以后，工业生产更形萎缩。这年年底，很多行业已经不能十足开工。一般工厂的开工率，都只在五成至六成之间，最低的只有三成(如染织和制造工业)。生产已经十分萎缩的棉纺织工业，在1942年中棉纱和棉布的生产，又分别下降了40％和21％①。
; 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局面，并不限于上海，至少在华中地区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在日本丝业资本控制下，由上海、无锡、苏州、杭州等地原有的缫丝工厂组成的华中蚕丝公司，它所面临的，也是这样一种局面(参看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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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看，;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八年的军事占领中，他们所宣扬的“开发”和“建设”，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局面，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表面上看，初期是集中力量于军事行动，; “开发”、“建设”一时腾不出手；后期手是腾出来了，可是口袋里钱又不够，无力施展自己的一套本领。他们最初是横行一时，最后却是赍志以殁的。至今他们的后继者还念念不忘每年参拜这些赍志以殁者的亡灵。然而公道自在人间，他们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唾弃。原因是：所有这些“开发”和“建设”，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战争。试举一例：日本军阀在华北开发的铁矿砂，在1942年生产达到历年的顶峰，然而这些铁砂之输入日本和日本直接统治的伪满，也随之达到创纪录的高峰。当年向日本和伪满的出口量，达到少有的83％②。它的极终，是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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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逸宗：《八年来上海工业的总清算》，载《经济周报》，卷1，第6期。
②; 浅田乔二等著，袁俞佺译：《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转引自王方中：《中国经济通史》，第9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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