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949年之后—中国的人口、食物、知识与制度
今天的中国人比起以往任何时候获取了更好的营养，而且，在中国上是以最低的获取营养的。与此同时，中国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拥有了更多的—不是多一点点，而是多了许多。中国人民在人口剧增的情况下获得了更好的营养，这是以往中国人和外国人认为是无法实现的巨大成就。古往今来，许多人认为中国人口不是受人口自身对生育决策限制的，而是受到自然强加的极限限制的。不幸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阶段，这种悲观主义论调被认为是正确的或者说是有道理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应当作为能够并且已经消灭饥荒的历史被世人铭记。本文利用D.Gale;Johnson（2000）的研究框架对中国的此类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1、 悲观主义神话的破产：二十世纪中国的食物与人口增长
;自古至今，悲观主义论调颇有。清朝乾隆年间的洪亮吉可谓是中国悲观主义的代表 人物。洪亮吉的人口思想集中体现在1793年写的《治平篇》和《生计篇》中。他认为，“治平”之世人口的增长是十分迅速的，而人口必须的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则比较缓慢。人口过多与生产、生活资料不足的矛盾只能调节、缓和，不能根本解决。缓和之法有二：一是自然的“田地调剂之法”，即“水旱、疾疫”等自然灾害，它会造成大量的死亡。二是人为的“君相调剂之法”。根据洪亮吉的分析，人口过多必定会产生两个恶果：一，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二，容易造成动乱。
;在西方，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于1798年发表了他的著名的《人口原理》（第一版）一书，该书被称为西方悲观主义的代表作。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有一种可能的超过食物供给的趋势，人口被罪恶和苦难—战争、疾病和饥饿所抑制。在第二版中，他承认除了罪恶和苦难以外，还有第三种因素影响人口增长，即自我改善的愿望。例如，家庭愿意并能够通过改变结婚年龄影响孩子数。当然，马尔萨斯并不是声称人口增长为人类播下灾难的种子的第一位和最后一位预言家。
马尔萨斯的追随者似乎走得更远。美者威廉福格特（Willian;Vogt）在《生存之路》一书中强调，现代世界人口增长已经超出了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负载能力，人类面临灭绝的危险。保罗埃利奇（Paul;Ehrlich）在1970年出版的《人口资源》一书指出，“大量的人口现在正威胁着甚至要毁灭地球绝大多数生命。”罗马俱乐部把悲观主义论调推向极至，其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耸人听闻地说：由于世界人口急剧增加，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这样，世界人口和生产能力最终将会发生非常突然的和无法控制的崩溃。
新中国成立之际，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土地受到了不堪负重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艾奇逊暗示，共产党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才有出路。
那么，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果真象悲观主义预言家们所预料的那样吗？不幸的是，1949年之后中国的经历没有实现悲观主义者的预言。中国政府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什么使中国人民避免陷入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呢？答案很简单：一靠知识与技术的发明和。几千年来，中国人通过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和知识，尤其是过去两个世纪在世界范围发生的“知识爆炸”，科学技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新科学新技术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农业进步提供了很好的知识基础。二是靠制度的创新。人民制度的建立，正确的农业政策、果断的实施措施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有5亿4千万，1980年人口为9亿8千万，1999年人口为12亿5千9百万。1980年—1999年人口增加了2亿7千9百万，几乎是1949年人口的一半。
2、 根据1952年人均GDP为119元推算，1949年人均GDP;大约为100元多点。1980年人均GDP为460元，1999年人均GDP为6534元，这二十年人均GDP增加了6074元，平均每年增加近320元，大约是1949年人均GDP的3倍。
3、 1980年以后中国的物质资源—土地、水、空气、太阳—基本上与建国前或者与100
;年前、1000年前相同。有人甚至认为比起过去物质资源的价值变小了。
1980年—1999年人均GDP增长了6000多元，大约是1949年的600倍。1999年的总
产出大约是1949年的70倍。如此巨变是怎样产生的呢？之所以产生是以为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办法抵消了过去自然资源强加于中国实际产出的限制。同时，我们极大地提高了资本总量和劳动生产率。我门没有找到如何去否定编辑收益递减规律的办法，但我们的确已经发现了非常重要的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低成本和充足的替代物。
正如本文在后面将要指出的，中国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远远超出了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这种进步表现为：更少饥荒的发生，日益增加的人均卡路里摄取量，儿童和婴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预期寿命的延长，工作时间的缩短，人口中识字率的提高等等。
本文按以下方式论述。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阶段，生命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既短暂又艰难。食物供给是影响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非食物消费品与食物一样非常有限。然后我们将转向论述1949年以后中国是如何避开“马尔萨斯陷阱”的。
我们强调四个主要因素对1949年以后由于迅速增长突破了食物供给强加的限制这段非凡的历史阶段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从1949开始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这种提高为城市作为经济进一步增长和发展的聚集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个因素是过去几千年尤其是近代世界工业革命以来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允许将一部分资源用于知识创新和传播。与这种资源的再分配相联系的是两种科研机构的迅猛发展——大学和研究院（包括县级农业科技推广站）。第三个因素，与通常看法相反，是人口增长不是由于生育率的提高引起的，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引起的。进一步说，人口增长不受食物供给限制而是受到家庭决策限制。有限的食物供给强加给家庭的限制消除后，家庭对其反应并不是要显著提高生育水平。第四个因素是制度创新的作用。新政府，新政策对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人口福利水平的改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1949年之前中国的农业和食物
从人类自然演化的历史来看，农业是相对较近的发明。从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方式过度到种植业和畜牧业大约发生在一万至八千年前，估计那时中国人口约100万，可利用的资源大部分用于获取食物，并且可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中国人口最早的数字据说出自治水的大禹，历代专家引用晋人皇甫谧所著的《帝王世纪》记载禹清点全国人口数合计为13;553;923人，其大约在公元钱200年左右，可算是世界最古老的人口数字之一。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战争、疾病、饥荒、自然灾害频繁，中国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到了清朝初年人口只有一亿左右。后清政府采取稳定的农业政策，同时改进了人口的办法，全国人口从乾隆元年（公元1757年）的190;348;328人猛增到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391;102;486人。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由于政府腐败，外强入侵，战乱连绵，自然灾害等等原因，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人口增长速度再次放慢，到1900年全国人口约为4.3亿，1947年人口为461;006;285人。总之。直到1949年之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是很低的，中国人口增长与世界人口增长保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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