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关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的回顾
【内容提要】文章论述了中国近代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全面回顾了国外和国内中国近代城市问题研究的状况，介绍了有关著作的主要内容。;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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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近代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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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的巨大进步。特别到了近现代，城市化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研究城市发展已成为研究社会发展、人类文明的关注点。城市已不仅是一张线形图或平面图，而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立体的社会，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载体和创造基地。同时，城市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的产生也愈来愈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认为，开拓城市史和城市发展问题的探究，无疑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国际上学者包括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从60～70年代以来对城市包括城市史的研究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我国学家和家对城市发展问题开展研究起步较迟，可以说只有十多年的时间。正是在这个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我国史学界思想解放和学术发展的要求，以及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呼唤，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地学者纷纷投入一个新的城市史研究热潮。1949年底中国只有建制城市69个，全国城镇5765万，城镇人口是全国人口总数的10.6％。据1997年《中国年鉴》数字，1996年底全国已有城市666个。这个数字是1949年数字的约10倍。确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已愈来愈加速发展，估计1997年底中国建制城市已达700个左右，城市总人口已达5.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43％，比1990年的30％高出13个百分点，比1985年的21％高出22个百分点。如此引人注目的城市化进程，当然引起了不少学科学者的研究兴趣，包括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
城市化常被看作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可以说是与城市化同步的。中国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和近现代化进程也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在近代中国，上海首先倔起为一个繁华的大城市，在本世纪20、30年代被誉为远东第一大都会，其他沿海地区以及长江沿江地区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城市化发展。1949年以后，国家政策谋求城市与、沿海沿江与广大内地的均衡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势头有所削弱，城市功能退化，作用下降。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沿海沿江城市再次崛起。目前沿海沿江城市在发育过程中的先导地位，同它们曾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据的地位十分相似。上海学者深深感到开展中国近代城市发展问题的研究，其现实意义十分明确，就是通过有意识地探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历史，为即将到来的21世纪提供可借鉴的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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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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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前，一些西方学者受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影响对中国近代城市够不够城市标准，抱否定态度。韦伯根据西方文献在《城市》和《中国的宗教》（注：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城市》（The City），纽约1958年版：《中国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纽约1951年版。）两部专著中，提出了衡量城市的5大标准，即城堡、集市、法庭、社团和市民选举产生的市政机构。受这一城市发展理论的影响，50年代时在华盛顿大学执教的罗兹·墨菲（注：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作为变革中心的城市：西欧与中国》（“The City as a Center of Change:Westem Europe and China”）《美国地家联合会年鉴》（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Geographers），1954年总第44期，第349～362页。）等美者认为，同西方城市相比较，中国传统城市封建色彩浓厚，到了近代，尽管有上海等这样的城市兴起，中国城市也不能担当起近代化的重任，而是淹没于中国农村的汪洋大海之中。正如墨菲在他的著作《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所认为的，“传统的中国绵亘不断，差不多伸展到外国租界的边缘为止。在乡村，人们看不到上海影响的任何迹象”（注：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Shanghai-key to modem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2页，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进入6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跳出韦伯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力图从新的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如原斯坦福大学、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施坚雅就提出了关于中国集市体系和宏观区域的理论。他把中国划分为9个宏观区域，并引入了中心边际说，认为每一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缘两部分，并认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化发展表现为集市和城镇的蓬勃兴旺，还用“城乡统一体”（Urbanrural Continuum）一词来形容中国近代城市与周围乡村的和谐关系（注：施坚雅（G.W.Skinner）：《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Late ImperialChina），斯坦福1977年版。）。值得国内学者重视的是，近20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发展问题进行了不少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史料充实与论点鲜明相结合的佳作。这里择要介绍几本。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的两卷本著作《汉口》是单个城市研究的佳作（注：罗威廉（William Rowe）：《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斯坦福1984年版：《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斯坦福1989年版。）。他通过大量搜集地方文献，从经济、社会、市政和市民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后得出了与过去认为中国城市缺乏自治性的经济、社会组织的看法相反的结论，认为清末汉口已有相当规模的自治权，并且指出中国城市的变革是自发的，是内在原因在起作用，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只有在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后中国城市变革才得到启动。
对中国近代城市与问题开展研究的有著名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魏斐德。他的《上海警察》（注：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上海警察》（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在世界获得好评。他充分利用了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资料和其他第一手资料细致地研究了一个有多元警政的特殊城市处理都市治安的情况。上海在20、30年代为4个不同的警察机构所管辖，包括租界巡捕房、法租界巡捕房、淞沪警卫队以及上海特别市政府公安局，并且它们还得假手黑社会才能有效动作。值得指出的是，魏斐德教授不仅研究了警政情况、户口情况，也研究了经济情况、商业情况等，把政治、社会、人口、经济和综合起来进行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和见解。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元生的《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连系人物，1843～1890》（注：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连系人物，1843～1890》（The Shanghai taotai: Linkage man in a Changing society,1843～1890），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通过研究晚清上海道台这一特殊群体，展示19世纪中后期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演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作者通过考察上海道在外交方面的活动与作用，说明他如何在传统的天朝中心观念与新的国际观念两方面发生联系，指出在1860年以前，中央对于外交没有统一的机构，道台可凭自己的经验处理“夷务”，自由度很大，而1861年以后，随着总理衙门与南洋通商大臣的设立，上海道台在外交方面不再拥有以往那么大的便宜行事的权力，但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书中分析了上海道台在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等新式企业中的作用与影响，指出他们实际上担当了近代化实行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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