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天津：在全球化夹缝中蜕变？
北方商埠的没落;谈到天津，以前人们脱口而出的会是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现在，也许相当多的人会想起摩托罗拉手机、康师傅方便面。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可以看作是天津本土与外来文化的物化、缩影。天津崛起的，就是一部商业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
天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６００多年前，但天津的兴旺和发展却是从近现代开始的。作为中国早期的国际通商口岸，繁荣的港口贸易给天津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也确立了天津作为中国北方大商埠的地位和形象。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海河通贯全城。天津的文化具有多样性，既有温良敦厚的老城里文化，又有蓬勃强劲充满张力和活力的沿河文化，同时由于天津近现代的遭遇，融进了某些西式风格的国际文化色彩。数种文化融合，形成了天津极具包容性、兼收并蓄的城市人文。;
历史上天津就是商业名城。在许多商业街上可以看到一座座风格迥异的西式、精致小巧的门脸店铺，很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悠久独特的商业文化。;
世纪之初，一批新型的商业大厦在天津拔地而起，如劝业场（１９２９年）、惠中饭店（１９３０年）、饭店（１９３１年）、渤海大楼（１９３４年）等等。天津不仅百货商厦云集，而且都是集商店、旅店、饭店、娱乐业为一体的多功能的巨型大楼。这种世纪初西方刚刚流行起来的商业设施和商业形式，居然在同一时间大规模地进入天津，不仅将天津一下子推到近代中国商业最先进的前沿，而且震撼性地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观念与方式，一如改革开放后舶来的超市。;
解放后的天津，在保持其商业城市特色的同时，上也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翘楚。计划时代，天津与上海一南一北，遥相辉映，成为全国无可争议的轻工、轻纺工业基地。此时的天津人创造了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奇迹。;
然而，天津人创造的经济奇迹没有阻挡住这个工业豪门在改革开放后的衰落。在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０年，深圳市的ＧＤＰ一跃超过天津，升至全国第四位。全国大城市ＧＤＰ的排序改变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作为曾经雄踞北方的大埠，天津沦落了。“天津正像一位没落的侯门浪子一样，眼瞅着一个个崛起的城市新贵们，心里充满了苦涩”，一位者的评论恰如其分。;
有些落伍的天津并非没有亮点。作为历史上一个中交汇的节点，天津对于外来文化是兼容并蓄、敞开胸襟的。一个世纪前，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涌入，把天津一下子推到近代中国的最先进的前沿；一个世纪以后，历史仿佛要在这里轮回：借助外国的进驻，西方的资金、观念、文化再一次大量涌入。带着这样的气度，天津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天津开发区成为中国吸纳外资的最佳工业园区。;
开发区：天津的未来所在;
在很多邻里人眼里，宋嘉文就像是一只飞来飞去的“候鸟”。鸟儿秋去春回，宋嘉文则是早出晚归。;
家住天津南开区的宋嘉文今年３０岁，是个地道的天津人。之所以被邻居称为“候鸟”，是因为宋嘉文是一家中意合资企业的销售经理，上班单位坐落在距离天津老城４５公里外的天津开发区。每天一大早，宋嘉文都要“飞到”开发区上班，他的“翅膀”是一辆二手的夏利――天津名产。;
在古城天津，像宋嘉文这样的“城市候鸟”还有１６万。每天早晚，都可以看到成百上千辆公交车、公司班车在老城区与开发区之间往返。聚集了这群“城市候鸟”的天津开发区，在天津人的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也带有特殊的含义。;
开发区里诞生天津新城;
１７年前，天津开发区在３３平方公里盐碱荒滩上开始建设。１９８４年，天津开发区选址在塘沽盐场三分厂。一份当时描述开发区地形地貌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天津开发区属冲积海积平原，实际全为海滨盐田，地面标高仅为２．５米左右，一眼看去盐田纵横，咸水浩渺，垢碱堆积，杂草丛生……;１７年后的今天，开发区已是高楼耸立，现代化厂房比肩而栖。天津人引入的３３００多家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为天津带来了１２０亿美元的。天津开发区成为中国最佳的工业园区。;
“这是一座新城，新的天津。”宋嘉文这样赞叹眼中的开发区。宋所指的“新城”，是相对于天津的老城区而言。;
每天往返于开发区与老城之间的宋嘉文，对于“新”与“旧”带来的鲜明反差有着深切的体会。“这不是城市建设上的‘新’与‘旧’，而是人的精神面貌、政府的办事效率……这一切根源于人的思想意识、骨子里的文化观念。”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
关于开发区与老城的差异，一位外商的形容更为传神：“在市内办事，就像天津弯弯曲曲的城市道路一样，绕得你晕头转向；在开发区办事，则像是区内规划的公路，直来直去，简洁明了。”;
这种差异成为外资企业做决策时非常重视的一个因素，最好的例子是摩托罗拉为其手机控制芯片厂的选址。由于开发区地处沉降区域，周围电厂存在烟尘污染，摩托罗拉决定为手机半导体控制芯片生产厂选择一处新址。摩托罗拉看中了天津市内西清区一块地方，提出的惟一要求是，企业不能交给西清区，无论是还是产品配套，都要由开发区操作，依照开发区的管理模式运作。;
新旧之间的矛盾;
在天津，开发区即意味着“高薪区”，区内三资企业职员的收入远远高于市内的企事业单位职工。“这确实存在着一种落差。”一位致力于研究天津经济的经济学者表示。开发区与老城的对比反差，是新体制与旧体制的交锋，也是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碰撞。在天津老城到开发区、天津港的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是这种差异的体现。短短的几十公里高速公路上，收费项目有数项之多，常遭外地投资者的抱怨。;
“这凸显出了各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天津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闫金明的解释再清楚不过：管理上的混乱源自于市政府与各地区、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由于很多基层政府、管理部门现在已经不是全额拨款，为了维护地区、部门的“小利”，就会出现一些损害全局的做法。;
这种损害对于天津的未来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希望天津人能意识得到。有消息称，这些问题都在调整、改变之中：天津市政府如今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发布一些减免审批、收费的环节和项目。“这些改变，对于政府来说，很关键。”闫金明表示。;
体制困扰下的天津企业;
吸引外资企业，以之带动天津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是天津外向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一个外资企业、一个商品进来以后，一般都需要若干工厂生产配套元件。据，仅跨国公司需要的配套，在天津就有近３５０亿的市场蛋糕可待开掘。摩托罗拉、康师傅、雅马哈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不仅为天津带来了巨额的外资，同时也为天津市上千家配套厂家带来了市场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始建于１９３８年的天津装具厂（又名三五二二厂）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这家拥有２０００多名职工的国有企业，从１９９２年开始为摩托罗拉中国有限公司配套生产寻呼机链。最初，天津装具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外观上与摩托罗拉提供的样品毫无二致，但一经摩托罗拉近乎苛刻的质量检测，产品在盐雾试验等项指标上存在很大差距。;
摩托罗拉所做的盐雾试验是这样的：把寻呼机链放在一个盐雾试验箱里，进行４８小时的腐蚀试验，工具在４８小时内连续工作，每喷一刻钟盐水，再喷一刻钟热气，往复不断以考验链子能否耐腐蚀。主管配套生产的电镀分厂厂长王学成坦然，“我们厂生产镀金产品有几十年的历史，但从来没有如此苛刻的盐雾试验指标。”;
为了达到摩托罗拉全新的技术标准，天津装具厂耗费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和改进，终于取得了摩托罗拉的质量认证，成为摩托罗拉在中国的第一家供应商。在天津装具厂厂长李长春看来，短短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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