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和我的思考（3）
四、理论的继承、借鉴和创新;
在2004年的研讨会上，夏明方在题为《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研究》的主题发言中，试图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作一个学术史的梳理。他指出，当中国萌芽研究达到它的巅峰的时候，忽然趋于沉寂，开启了“去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并形成了以说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当前，明清史研究出现了一股“泛近代化”的潮流，举凡、、宗族、、、思想、观念、保障乃至社会性别、生育等各个方面，在一些学者看来，无不打上了近代化的烙印。“康乾盛世”变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蓬勃向上的近代社会，至少逼近近代社会的门槛。随着全球范围的“后现代转向”和生态问题的突显，人们又从明清中国寻找到了某些“后现代因素”或生态经营模式。这样，我们从同一个明清中国看到了近代以来人类曾经发生以及正在孕育着的各类社会经济形态。夏明方表示不同意有人把吴承明倡导的“现代化范式”仅仅看作一种“新瓶装旧醋”的“资本主义萌芽新论”；提出“现代化范式”是有意义的。他赞同张家炎的概括，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与“封建主义论”的同归于尽，以及“近代早期中国论”;（其进一步的演化形式即“明清中国现代化论”）与“传统中国论”双双向中国的位移，反映了整个史学界更深层次的规范意识的转移——从阶级斗争学说向市场经济学说的转变，生产力的研究取代了生产关系的研究，阶级分析的方法让位于新古典或制度分析。他不赞成在范式转换过程中把新范式与老范式对立起来，否定过去的一切。他认为范式的转换固然是一个革命性的过程，但是由于许多学者对这一过程有所误解，以致在进行学术创新时将旧范式中内在的合理因素也一概抛弃掉了。他问道：“当我们在改宗一种新范式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待所谓的旧范式或竞争性范式，而非断然宣布它们的‘不成立’、‘不适用’或已经过时了？我们是否应该更进一步地放大我们的学术胸襟，以更加包容的态度，认真对待由各类模式所各自观照到明清中国印象，然后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把它们整合成一个多元而统一的解释模式，从而完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格式塔转换？”
夏明方在这里对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某些现象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他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中，一不要完全否定过去的研究，要继承和吸收过去研究的积极成果，二不要过于“赶时髦”，把传统中国近代化。尽管有些问题的概括和提法尚可斟酌，但就其基本精神而言，我认为这些提醒是有意义的。
在学术研究中应该创新，包括理论的创新；没有创新，学术的生命就停止了。但这种创新应该是在继承以往研究积极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应该立足于对以往研究的“颠覆”。
像历史本身有延续性那样，历史研究也有延续性。现在的“再评价”的讨论，实际上是上世纪有关讨论的延续。在上世纪初的社会史论战中，嵇文甫、邓拓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对“中国停滞论”进行批判。抗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御用学者秋泽修二鼓吹停滞的中国需要外力冲击来解套，为日本侵华制造理论依据，受到吕振羽等学者的批判。因此，在当时史学界的有关讨论中，“中国社会停滞”的命题逐渐被“发展迟缓”、“发展阻滞”、“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提法所取代。“发展迟缓”、“长期延续”，是在中国始终没有突破旧的封建制度进入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意义上讲的，并非否定发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已经对明清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探讨。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发展”。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成为新中国史学研讨的两大热点。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以至可以说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现在有些学者把“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讨论视为中国史学界陷入“西方中心论”的例证，殊不知这正是中国史学界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肇始。因为对中国停滞论的批判，也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我们今天争论的传统经济的“发展”与“制约”（或“不发展”）与当时讨论的封建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与“不发展”（长期延续）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今天的讨论重点是生产力（也牵涉生产关系），当时讨论的重点是生产关系（也牵涉生产力，甚至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罢了。我们现在的视野比以前更宽，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比以前深入了，但仍然是以以前的研究和讨论为基础的。因此，不应该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有人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但不管变换什么名词和提法，所要探讨问题的核心没有变化，而且现在的研讨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以往研讨所积累的认识成果。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前近代中国是封建社会，也不管你把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估计多高，当时的中国没有摆脱旧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不争的事实，近代中国被迅速兴起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远远甩在后面，也是不争的事实。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估计得太高，鸦片战争后的落后挨打反而无法理解了。
文革结束以后，经济史学界根据新形势提出的新问题，开拓或加强了某些研究领域，例如，历史上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传统市场及其演变，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等等。中国经济史论坛的总主题正是“传统经济与现代化”。这些研究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形成了新的生长点，促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繁荣发展。作为这些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倡导者的吴承明先生，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相联系，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重点发生了某些调整，由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为主，逐步转向以经济发展和与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有关问题的研究为主。我认为这种转移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是这样。但我并不认为这意味着要以一种什么新的研究范式来代替过去的研究范式。也不认为经济史界总体上已经发生了“规范意识的转移——从阶级斗争学说向市场经济学说的转变，生产力的研究取代了生产关系的研究，阶级分析的方法让位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制度分析”。不过，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现象是有的。例如，以前一度把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教条化和绝对化，现在一些学者干脆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以前一度不重视生产力研究，现在生产力研究受到重视了，但一些学者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取消了生产关系研究，取消了生产关系考察的视角。以前一度对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研究不够，现在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研究都受到重视，但在一些学者中，又出现了不加分析地美化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倾向。似乎只有市场机制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所有商品经济都必然导致经济的发展和人民自由度的提高。其实，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有两重性，既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面，也有给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用现在时髦的说，就是弱势群体）带来苦难，从而损害经济发展基础的一面。而且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商品经济，并不是所有的商品经济都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不应该夸大历史上市场机制的作用，单纯用玫瑰色来描绘历史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回到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问题上。“再评价”讨论就是由于在批判西方中心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引起的。记得九十年代末起草《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时曾写下以下一段话：“现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能利用的理论工具多为外国货，其概括的历史模式所依据的素材并不包括中国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不自觉地以外国的模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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