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对“徽州盐商垄断”说的商榷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的徽州盐商，不但在浙盐经营中占重要位置，而且与西北商人一起，构成当时中国第一大盐种——淮盐的经营主体。但朝廷只是为了自身完成从专制性经营到专制性收税的演变，而调动民间商人资本和劳力的积极性，它并未把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权交给商人（或与商人分享）。本文以明清淮盐经营中的三个阶段——开中盐法的实施及嬗变、明万历四十五年的纲运化，以及道光十二年的北盐改行票制为中心进行讨论，从而证实徽州盐商与当时的众多盐商一样，都不是垄断性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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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03）04-0029-08
明清时的徽州盐商，不但在浙盐经营中始终占重要位置，而且与当时另一大商业劲旅（西北商）一起，构成全国第一大盐种——淮盐的经营主体，并形成中国封建晚期最具实力的商业资本集团——淮商集团。因据盐法，只有持引人才能经营盐货，故有人认为，明清时的盐商是垄断性商人，盐引就是其垄断的凭证。明万历四十五年，两淮盐业发生一次“纲运化”变革。即凡被纳入名册的商人，可将其持有的盐引“永永百年”地据为窝本。故又有人认为，这是盐商垄断的深化。即由原来的一次性垄断，演变为世袭化垄断。再到清道光十二年时，陶澍在淮北改纲为票，一时间北盐销量超过原有的定额。故有人说，这是一次打破盐商垄断的变革。徽州盐商也因上述而自然是垄断性商人。但明清时朝廷从未把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权，放弃给商人（或与商人分享）。徽州盐商无论在浙盐或淮盐经营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他们都未获得经营的垄断权（含与朝廷分享垄断的权利）。下面，本文就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注：本文是笔者试图对以往探讨的一个小结和提高，故内容可能有所重复，敬请谅解。），以证实徽州盐商与当时的众多盐商一样，都不是垄断性商人。故所谓的“徽州盐商垄断”说不能成立。
一、开中盐法的实施和嬗变，均未赋予商人以垄断的权利
众所周知，盐课一向是封建朝廷的重要支柱。如明万历时，盐课约占国家财赋收入的一半，两淮盐课又约占全国盐课的一半（注：李汝华：《户部题行十议疏》，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两淮盐政疏理成编》。）。故历代封建朝廷都对盐资源及其商品实行垄断。又因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基本矛盾是，统治集团对经济摄取量的增长速度要大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故封建朝廷既不可能放弃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也不会与他人分享这种垄断。这就是所谓的“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注：《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朝廷的垄断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明洪武三年始行的开中盐法，是明清两代盐制的基础。其大体含义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商人为获得一引盐而须上纳的粮食数量，被称之为“则例”。实施时，“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并严格规定：“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注：《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由这些文字可看出，盐引是在商人纳粮之后才给的（其具体程序从略）。故盐引的本质，就是作为商人向朝廷缴费纳课的凭证。所谓“持引行盐”，实际就是“先纳课，后行盐”（该原则在明清数百年间始终未变）。“鬻盐有定所”，则只是为了便于。明清两代的引岸制度，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朝廷对盐业利益的获取。“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则更表明朝廷为了确保盐利，宁肯错杀一百，也绝不许贩私者漏网。
封建朝廷对盐资源及其商品实行垄断的最基本思路，是“国家专卖”制。但该制度下的所有资金投入（从盐货生产开始，到销售收入的回笼，可被视作一个经营循环），均是由朝廷自负。故对朝廷而言，该制度的两大弊病是，资金周转速度缓慢和经营风险过大。尤其在条件困难和贪官污吏横行的时候，“国家专卖”制的弊病就更为突显。早在宋代，就因“三京、二十八州军，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得利微而为害博”，便有人提出通商的五大好处（注：《宋史》卷一八一，《食货下三·盐上》。）。明清时的盐政变革，就是给民间商人一定的经济利益，以调动其资本和劳力的积极性，使朝廷从盐业经营的烦琐事务及风险中解脱出来，完成一个由专制性经营，到专制性收税的嬗变过程。其中，明代的特点是变，清代则是巩固和深化。现把明代的嬗变过程扼要叙述如下：
1.明初，灶户是国家盐货的生产者。其全部产品（含正额盐和余盐）均须上缴官仓，但余盐可获得高于正额盐一倍的工本费。商人则是在纳粮后到官仓支盐。他们不得与灶户发生经营关系。即“丙午岁定，岁办（正额）盐每引四百斤，官给灶户工本米一石”（注：《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余盐者，灶户正课外所余之盐也。洪武初制，商支盐有定场，毋许越场买补；勤灶有余盐送场司，二百斤为一引，给米一石。”（注：《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故这时朝廷是全部盐货的拥有者和经营者。
2.工本米改为工本钞，并随着钞值的不断下降，灶户的实际收益也不断下降。他们只能通过加大余盐产量的方式以维持收益。但朝廷因自身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已无力包收灶户日益增加的余盐（即无力向灶户支付日益增加的余盐工本费）。到正统六年时，“令淮浙劝借支盐客商米麦，振给贫难灶丁”。弘治二年，“许两淮守支客商买灶户余盐补官引”（注：《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前已指出，商人的盐引是在向朝廷纳粮后获得的。但到弘治初年时，他们获得盐引，可不到官仓去支盐，而凭引向灶户购买余盐。这意味着，凡“买灶户余盐补官引”的商人，他们将付出两份代价，才得到一份盐。其中的一份，已演变为纯粹的盐课（即商人向朝廷交纳粮食，仅得到一份盐引）。当然，“许”的潜台词，包含有“自愿”的意思。这时的正额盐仍全部上缴官仓。商人获得盐引后，仍可到官仓去支盐，但他们必须守支。正是这“守支”问题，迫使商人愿以两份的代价，去获得一份盐。而且也正是这“守支”问题，导致明代两淮盐政发生一系列的嬗变。对此，本文稍后还有叙述。
3.到万历年间，嬗变已基本完成。即这时两淮商人所付出的正额引价和余盐课银，都是以盐课的形式上缴给朝廷。且他们不能再到官仓去支盐，而是必须向灶户购买。如约万历四十年时，淮盐正引价为每引银0.65两，余盐课银每引0.7两，火盐价每引银0.375两（五桶为一引，一桶150斤，已包括正额盐和余盐；桶价则为银0.075两）（注：汪崇筼：《明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这时朝廷已由专制性经营，演变为专制性收税。官仓的职能也随之消失。即史料称：“明行边中海支之法，濒海各场并办仓盐。商人纳粟于边，持引赴场支盐；官即以仓盐给之。自万历以后，仓盐折征，此制遂废。”（注：《清盐法志》卷一六0，《垣收上》。）
以上表明，朝廷通过盐法的嬗变，并未放弃或削弱对盐资源及其商品的垄断。余盐开禁后，商人虽只在运司纳银即可，但余盐必须附于正引一起运销。这样，盐引的本质作用未变，倒是其支盐的功能消失了。
前已提及，“持引行盐”的本质，就是“先纳课，后行盐”。且在明代，朝廷因经济利益的需要，始终对盐商采取过度提前敛取的政策，使商人在纳粮之后，要守候多年才能行盐。这就是所谓的商人困“守支”问题。从明初到明后叶，两淮盐商的守支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年，甚至十几年，以致商人在扣除守支费用之后无利可图。这无疑严重挫伤商人报中（即参与开中）的积极性。故明代盐史资料中，关于“商贾少至”、“趋中者少”、“报中寝怠”及“商人鱼散”等记载颇多。可以说，在明代的两淮盐业中，许多重大的盐政变革（或事件），如开中则例的一次次降低、“不拘资次支给”政策的出台、“常股盐”与“存积盐”问题的出现、余盐开禁及其在运司纳银、边商与内商的分化和摩擦（含“告掣河盐”），以及中后叶一次次的盐政疏理等，都与因困守支使商人无利可图，不愿参与新盐开中，从而导致朝廷收益无着落有关。
众所周知，在明万历四十五年以前的两淮盐业中，盐引的使用是一次性的。若开中盐法的实施和嬗变，已赋予盐商以垄断的权利，且商人也确实建立了自己的垄断地位，则朝廷为何还要不断地翻新花样，以招揽商人？难道明代的经济形势，已迫使朝廷必须向商人移交（或与商人分享）垄断权，且朝廷在强大的商人势力面前，已处于“节节败退”的境地？实际上，所谓的商人垄断从未有过。其真实情况即如上所述：商人按开中则例向朝廷缴纳粮食后，还须支付多年的守支费用。他们因无利可图，便不愿参与开中。朝廷为招揽商人，则只好一次次降低则例。而当则例降到难以再降时，又只好出台其它政策。我们在分析明代盐商的获利问题时，若忽略困守支的存在，则将使自己的判断出现偏差（注：由张海鹏、王廷元先生主编的《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其“垄断贸易与徽商的商业利润”一节中称：“明初的制度，每引为盐200斤。……即是商人输米1.5斗至3斗至边塞即可获盐200斤。那么，商人支盐行销于民间，每引又可获米多少呢？……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明初商人贩盐行销，每盐一引必定可以获米5石以上。姑以每引易米5石计之，则盐的销售价格当为收购价格的16倍乃至33倍。盐商为了报中行盐，固然还要在运输粮食、引盐以及贿赂官府等方面付出极高的代价，但其获利之厚仍然是其他商人所不可比拟的。”（见该书第47页）这里先要指出，每引1.5斗的开中则例，是指“山东、河东、福建、四川、广东盐”（见同书同页），它不适用于淮浙二地，故所谓的“33倍”就不存在。其次，“16倍”初看起来似乎不得了，但在扣除商人长年的守支费用（有的甚至是拉家带口在两淮守支，现若以十年考虑）之后，则应是“无利可图”，而不是利润丰厚得“不可比拟”。为明悉困守支时间之长，可引述下列史料：“宣德三年（1428）更定纳米中盐例，其年远守支者改给以资本钞。……洪武中（姑以洪武三十年计，1397）中盐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虚冒，请按引给钞十锭。……至正统五年（1440），商人有自永乐（姑以永乐二十年计，1422）中候支盐，祖孙相代而不得者”；弘治二年（1489），“许两淮守支客商买灶户余盐补官引。……令守支客商成化十五年（1479）以前无盐支给者，许收买灶丁余盐……”。（见《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洪武三年始行开中盐法时的则例是很高的，“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引二百斤。”（《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后因困守支才使则例逐渐降低。为了解古代往边塞送粮的艰苦，特参照一条由广西镇安府往云南普安卫送粮的史料：“……舟车不通，陆行二十五日始至普安。道远而险，一夫负米仅可三斗。给食之余，所存无几。”（《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洪武二十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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