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下)
——扩大内需的新难题：外需与内需的关系。明确地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建设的长期方针，无疑，这是完全正确的选择。扩大内需与扩大开放，并不是对立的。但必须明确，开放是为了扩大内需，为了全国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因此，开放应服务于扩大内需，服从扩大内需。这个主从关系是不应也是不能颠倒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摆正内需和外需的关系，由于受部门利益和产业结构的制约，依然没有解决。首先，在某些行业中，借进口贸易，将扩大内需转换为扩大外需，冲击了国内市场。有资料表明，内需仅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占27%.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需设备有2/3来自进口，而机械行业却严重开工不足，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仅为51.86%，每年贸易逆差高达数百亿美元，投资对扩大内需的实际拉动作用大打折扣。其次，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存度过高。目前，进出口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高达60%，为世界大国之最。美国在世界贸易额中占居32%，但美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不到20%.内需依然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我国是正在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眼下对维持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弊多利少。一是不利于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把有限的资源都消耗在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以廉价的劳动成本换取外汇，得到的回报是以延缓和牺牲工业化为代价，换取出口高速增长。二是不利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目前，我国出口的大宗商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即使这些商品在品牌和质量方面也缺乏竞争优势，更不用说在设备制造业，高新技术贸易方面，至今我国还没有取得与世界第6贸易大国地位相应的份额。三是加工贸易比重过大。我国的出口企业大都是处于产业链的末端，为外国跨国公司从事零部件加工或制成品组装，充当国际打工仔，出卖廉价的劳动力，高额利润为外国公司所得。四是对外依附性强，风险大。我们一方面要承受世界市场景气变幻的冲击，同时还要为跨国公司承担经营风险和研制开发风险。所以，继续把出口额作为显示外贸政绩的唯此唯大的指标，是十分有害的。“出口多元化”不是外贸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
——“减员增效”：作茧自缚之策。
城乡贫困人口剧增是导致最终消费乏力主因。近几年，我国经济出现的又一反常规现象，就是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贫困入口却大量增加，引起居民购买力相对萎缩，最终导致经济持续发展受阻，不得不求助于扩张性经济政策。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方面来反思，不能说与制度设计和决策不当无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就业形势就呈现日趋严峻之势。据有关专家的调查资料，1993年—1996年，城镇失业职工人数年均以48.7%的增幅上升。1997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2%，失业人数约600万人，下岗职工约1400万人，不包括停产半停产的在职职工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农村还有6000万贫困人口。如此庞大的贫困群体，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面对就业的严峻形势，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本应由反通货膨胀转向反高失业，一方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社保资金的投入，减少贫困人口；另方面广开就业门路，实施再就业工程，降低失业率，减少企业改制的成本和代价，并使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基本群众利益得到应有的补偿。但是，政府却按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原则加大了企业改制的力度和强度，对已经出现的下岗潮和失业潮推波助澜，以至使下岗和失业人数空前剧增。当政府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时，面对的不仅是社会投资不足，而且还有一个导致消费需求萎缩的待救济的贫困群体。
“减员增效”，这原本是企业为了解决因冗员而增加成本致使利润下降而采取的办法。它的适用对象和范围是明确的，有限的。如果政府将它确定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在全社会范围普遍推行，企业纷纷裁员，必然导致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待救济的贫困人口上升，从而引起居民有购买力的需求下降，即使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也是难逃经济衰退的厄运。普遍减员，就是普遍减效。当前我国的现状就是佐证。
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冗员。这是个制度性问题。解决这个难症不能下猛药。欲速则不达。俄罗斯“休克”至今15个年头还没有结束“疗程”，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既要解决国有企业人浮于事，又要实现经济稳步增长，防止经济衰退，这确实是个大难题。
在推行“减员增效”的同时，近几年还出台了住房商品化，废止了公费医疗制，实行非义务教育收费等多项改革。这些改革都需要大幅度增加职工的支出。但工资制度却没有相应地进行改革，依然实行的是不完全工资制。广大职工对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都不看好，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节制消费，增加储蓄。这是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
分析近几年政府出台的改革步骤和政策措施，似有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不当之处。一方面，用一只手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另方面，用另只手遏制消费需求，导致经济持续增长乏力。这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迟迟不能淡化，不能收场的重要原因。
——症结：消费和积累比例失调。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主流观点是“有效需求不足”。但是，“有效需求”是指投资需求还是指消费需求？从政策取向来看，是前者而不是后者。1998年以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65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投资。1998-?2001年，预算内基建投资分别增长77.7%，44.8%，7.78%，2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13.8%，5%，10.2%，13.05%.高投资拉动了经济高增长。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7.8%，7.1%，8%，7.3%.但是，同期居民人均收入增幅既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更大大低于投资的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5.1%，7.9%，7.5%，9.2%；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分别为3.4%，2.2%，1.9%，5%.结果，导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积累率从1997年的38%上升到2002年42.1%；消费率从58.1%下降为57.9%.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从80%下降为77.9%；农民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从50%下降为44.3%.2001年，城乡居民最终消费人均每天仅为9.8元，略高于联合国的1美元作为贫困线的标准。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重积累轻消费，高积累低消费，是导致我国经济长期不能步入稳定持续增长的久治不愈的顽症。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过热，积累率高达38%-38.5%；90年代初期，经济连续4年两位数的增幅，积累率高达39.3%-43.5%，最后不得不紧缩银根。当前，有些行业和地区在利润和“政绩”的驱使下，出现了盲目上项目扩大投资的“虚”热。局部过热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经济局部“虚”热引起的隐患是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的。但是，按照目前靠继续增加投资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拉动经济的思路，必然加剧积累率过高引起居民消费需求继续相对萎缩，从而遏制经济增长内生机制的作用，而且还会导致经济过热。
当前，我国经济中，一方面，积累率过高，另方面，物价指数长期低迷。这是一种奇特的经济现象。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势既不同于90年代初，也不同于西方国家。首先，我国现时市场供求格局已经改变，基本消费品和主要投资品的供给告别了“短缺”，因物资供不应求引起物价上涨的历史不再重现。其次，居民消费需求受到来自积累和改革的双重压力，以至出现投资热与消费相对萎缩并存的现象，导致消费品价格长期走低。再次，投资拉动消费的传导机制受阻。在一般情况下，投资能够直接和间接地拉动消费。但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时期，从投资到消费的传导机制却被阻隔。近几年，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而居民储蓄余额却超常增长。1998-2001年，分别增长17.1%，11.6%，7.9%，14.7%.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项改革，阻碍了储蓄向消费转化，阻碍了有购买力的需求变现。最后，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投资领域对外商实行国民待遇，外商以进口设备抵扣投资予以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高积累高投资的压力，所以允许积累率短期略高。目前我国的积累率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长此以往，难以为继。
老生常谈话改革：尊重客观规律
解放思想是“求是”的前提。但解放思想如果背离了实事求是，就会陷入唯意志论的陷阱，重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覆辙。
1.改革要从我国生产力的现状出发，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要求办事。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改革大业的根据和出发点。无论目标模式的选择和设计，或者实施步骤和方法，改革战略和战术的抉择，都必须按照这个规律的要求办事。经济体制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
有人认为，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既然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就只能向西方国家学习，拜西方经济学大师为师。但是，学习不等于照搬照抄，改革不能依样画葫芦。这些年在改革的进程中，经常出现方案夭折，模式走形，功能扭曲，改革异化的现象。例如，股份公司是国有企业改制可供选择的一种形式。现在许多企业已经挂上了股份公司的招牌，但大都是名不副实的翻牌公司，企业并不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企业经营资不抵债，实行破产制度，这原本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但在全国范围却刮起了一股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风潮，银行蒙受巨大的损失；股票上市流通，原本是为了搞活企业，为企业和投资者开辟一个融通资金的渠道，但在我们这里却蜕化为从股民兜里圈钱，为国有企业脱困提供一条捷径；中介组织本应以公正公平服务为宗旨，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这些年如雨后春笋建立的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却异化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性组织，以至与客户串通一气弄虚作假，坑害公众，欺骗政府，等等。改革走形，机制异化，功能扭曲，如果仅仅是个别的偶而出现的现象，那还可以理解。问题在于，这些现象恰恰是大量的，普遍的，反复出现的，久治不愈的顽症。这是令人深思的。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怀疑改革的方向。我们对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义无返顾。但是，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按照生产力决定作用的规律的要求办事，改革必须从我国生产力现状出发，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与其他经济转型国家不同之处，经济方面主要表现在：现代工业与小农经济并存；现代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并存；人力资源数量巨大和整体素质低下并存；自然资源总量大和人均资源稀缺并存；资源公共占有和非公共占有并存；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和政治权力集权化并存，等等。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对接，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可逾越的中国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全面私有化，是历史的大倒退；全盘西化，此路不通。进行市场化改革必须遵循中国社会自身固有的，而不是人们强加给它的客观规律。俄罗斯的殷鉴不远。“休克”私有化，不可取：“渐进”私有化，也不可为。这是一条死路，它只能进一步激化现存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导致改革背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失去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
2.要用实践来检验理论和观点。改革是前无古人的艰难事业。20多年来我们一直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没有或不需要理论指导。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明确的。然而，在具体运用层次上，一些理论观点却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决定取舍。
例如：——在收入分配领域，多年来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指导原则，实践的结果，却是始料不及的：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分化加剧，贫困人口骤增。按照实践的标准，有必要对这一原则重新认识。首先，它没有区别宏观经济分配和微观经济分配，再分配和直接分配。如果是指国民收入再分配，它是要解决初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问题。因此，这里应当遵循的原则，不是“效率优先”，而是“公平分配”。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原则就是公平，公正。如果它是指企业层面的分配，即初次分配，这里是必须讲求效率的。但必须以公平，公正为前提，实行等量劳动即等价交换的原则。分配的效率来自分配的公平公正。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效率必然受到损害。虽然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但在现阶段它是唯一可行的公平公正的分配原则，恰恰正是这个原则是市场经济共有的基本规律。在这个领域，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存在谁优谁次，谁主谁副，谁先谁后的问题。二者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相互影响。其次，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平，就是劳动的平等权利，就是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报酬的平等权利。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依然是人们的谋生手段的条件下，舍此，别无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对按劳分配本意的曲解。再次，从分配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来说，分配是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的需要，人类自身繁衍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讲效率的分配是不存在的，完全没有效率的分配是没有的。有的西方学者早就对“效率优先”的分配模式表示疑问。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说过：“以效率为依据所要求的实际工资率模式，可能会有利于极少数富裕的财产所有者”，“这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效率，公平和产权》）他的看法来自西方国家的长期实践，而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现状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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