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特殊国际收支结构原因探析——基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出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局面，这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并且这种特殊国际收支结构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特殊国际收支结构与人口年龄结构有着密切联系，提出当前我们不能陶醉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美丽光环之中，要清醒地看到其中的隐忧，并建议采取相应对策加以应对。关键词：国际收支，经常账户，资本账户，人口，年龄结构
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出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局面，并且顺差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国际收支结构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对于中国特殊国际收支结构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结果；有的认为是国际投机资本所为；有的归因于出口导向型政策。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诠释中国特殊国际收支结构的原因。
一、国际收支结构的相关理论
国际收支结构的相关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收支结构的发展趋势。根据国际收支账户框架及差额构成的特点，国际收支结构可分为以下模式：(1)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的差额平衡模式；(2)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的差额平衡模式；(3)两大账户均平衡的模式；(4)双顺差模式(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均为顺差)；(5)双逆差模式(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均为逆差)。
早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J.R.Cairnes根据英国的对外经济发展历史，提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收支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的观点。20世纪，Charles. P. Kindleberger和Peter. H. Lindert等经济学家丰富了这种观点，建立了国际收支结构阶段性变化的学说。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与威廉.D.诺德豪斯认为，一国国际收支状况与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关。以美国为例，一国国际收支结构演变一般经历以下阶段：
(1)成长中的债务国。美国在独立战争至国内战争期间，经常账户的进口大于出口，其差额由英国和欧洲给美国的借款弥补。所以，美国国际收支结构在这个阶段是“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即“逆差+顺差”形式。
(2)成熟的债务国。1873—1914年，美国从贸易逆差转向顺差，但是上一阶段的资本流人使得美国在这一阶段需向海外支付股息和利息，所以贸易顺差基本上被股息和利息的流出而抵消。这个阶段，美国国际收支结构是经常账户大致保持平衡，同时资本账户大致保持平衡。即“平衡+平衡”形式。
(3)新的债权国。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扩大了出口，形成了贸易顺差，并且借钱给英国和法国，作为军事设备和战后救济之用。这一阶段，美国国际收支结构由净出口和净资本收益形成经常账户顺差，以及资本账户逆差，即“顺差+逆差”形式。
(4)成熟的债权国。在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投资带来了大量的投资收益，而货物贸易却有逆差，经常账户趋于平衡；在资本账户中，资本的流量很大，却能大致平衡，即“平衡+平衡”形式。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形成世界经济统一体。他们国际收支结构模式也存在互补性，即发达国家国际收支结构总体上表现为“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的模式，而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为“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的模式。这种国际收支结构大致处于萨缪尔森“四阶段式”的第一至第二阶段。
二、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演变
中国自1982年开始有国际收支统计以来，其国际收支结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2—1989年)。这一时期，中国经常账户是逆差，并由资本账户盈余加以弥补，体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常态：国内经济发展刚刚起步，需要从国外购买大量设备和原材料；国内资金短缺，需要利用外资加以弥补资金。第二阶段(1990～1994年)。经常账户开始出现了顺差，但数额不大，年均54.8亿美元，远低于资本账户年均134.9亿美元的水平。资本账户仍然保持顺差，资本流入开始加快，年均盈余从上一阶段38.2亿美元增加到134.9亿美元，这些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开始进入调整阶段。第三阶段(1995—2005年)。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显著变化，经常账户始终保持顺差，资本账户除个别年份(1998年)也保持顺差，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较上一阶段有了大幅度增长，年均盈余分别由上一阶段的54.8亿美元和134.9亿美元增加到374.4和357.4亿美元，并且经常账户年均盈余超过了资本账户。
从以上三个阶段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有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长期顺差，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模式。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处于第一或第二阶段，那些发展状况良好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国际收支构大多处于第二阶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结构呈现出第三阶段的特征，即经常账户保持了大量顺差，这种特殊国际收支结构的原因有待我们去探寻。
三、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国际收支结构的重要原因
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国际收支吸收理论认为：“一国外贸净差额等于该国生产的商品、劳务总额与该国市场上被购买的商品、劳务总额之差。为了简单起见，这里把市场上取走的商品、劳务称为吸收。因此，吸收等于通常所定义的消费与投资(投资包括库存的变动)之和”。因此，经常账户盈余△B是国民收入△Y与国内支出△A的差额，即
△B=△Y—△A (1)
如果△A=c△Y(c为吸收倾向，等于边际消费倾向MPC与边际投资倾向MPI之和，即c=MPC+MPI)，
则△B=△Y—△A=△Y—c△Y=(1—c)△Y=(1-MPC—MPI)△Y (2)
经常账户主要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MPC)、边际投资倾向(MPI)、国民收入增幅(△Y)的变化。
麦克杜格尔(C.D.A. Macdougall)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取决于资本边际产出率(MP)，即△K=K(MP)，也就是说资本账户主要取决于资本边际产出率(MP)的变化。
可见，边际消费倾向(MPC)、边际投资倾向(MPI)、国民收入增幅(△Y)和资本边际产出率(MP)等4个经济变量与国际收支结构有着密切关系。而人口年龄结构也正是通过以上4个变量来影响国际收支结构。
(1)边际消费倾向(MPC)。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需要赡养的老人和需抚养的未成年人口减少，家庭收入中用于赡养老人和抚育下一代的支出随之减少。此外，劳动年龄人口因工作而获得收入，储蓄能力增强，但他们必须为未来养老而储蓄。因此，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推高了储蓄率，降低了边际消费倾向。将日本1955—1970年的消费率与该时期劳动年龄人口作相关分析，两者呈明显的负相关，印证这一观点。
(2)边际投资倾向(MPI)。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家庭和企业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根据上文分析，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将改变整个社会消费—储蓄模式，对生产基金的积累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提高了边际投资倾向。
(3)国民收入增幅(△Y)。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导致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赡养和下一代抚养的费用大幅减少，更多资金可用于扩大投资和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提高国民收入增幅。
(4)资本边际产出率(MP)。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也意味着劳动者负担系数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也随之减少，加之劳动力供应充足，对工资成本上升起到抑制作用，最终提高资本边际产出率(MP)。以日本为例，1950—1970年劳动年龄人口剧增2197万人，同期被抚养人口净减少138万人，这从整体上降低投资成本。以劳动分配率(工资占附加值比重)来看，1971年日本为34.6%，同年意大利为43.8%，美国为45.8%，加拿大为52.3%，英国则高达53.4%。这意味着在日本的投资能比在其他国家获得更大的收益。
总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尽管会因边际投资倾向的提高影响经常账户的盈余，但从整体上看，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国民收入增幅加快和资本边际产出率的提高，有利于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保持盈余。
四、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实证分析
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家大多从经济结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角度来解释中国特殊国际收支结构，如裴平、孙兆斌(2006)、康立(2006)、黄瑞玲、黄忠平(2004)。其实，任何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都离不了人的因素，国际收支结构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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