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消费总量下降是投资总量增长的结果吗
近年来，关于我国投资与消费关系的研究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之一。较多的文章通过对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纵向比较与同国外状况的横向比较，认为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呈现出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态势，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具有消极作用；另一些文章认为不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而片面地拿我国情况与外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是一种简单对比，在思想方法上是有问题的。实际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与现实中都没有一个合理的投资率与消费率可供他国借鉴。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呈现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态。 一、投资率高与消费率低的现状投资率是指一国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国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一国一年内国内生产总值GDP，可按支出法将其分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个部分。撇开净出口部分，其中的投资率与消费率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相当多的学者通过对建国以来各历史时期的比较发现，最近几个五年计划期出现了较建国初期投资率高和消费率低的趋势。
对此状况，汪海波做出了描述性的归纳：“‘十五’期间的投资率是趋于巅峰，特别是固定资本形成率更是如此；而消费率则跌入低谷，居民消费率尤其这样。”而对此状况的评价，理论界则形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一种认为令人堪忧。陈文玲以我国2002年的最终消费率58.6%同外国的相关数据比较，认为“与世界各国比较，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太低”，2002年世界的平均消费率为79.1%，其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为80.2%，中等收入国家为72.6%，高收入国家为80.3%。“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比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都低近30个百分点”。而与之相对比的投资率则“显然过高”，造成了“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2000—2002年我国平均投资率为36.6%，而“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同期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5%、21.4%和19.9%，在2002年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我国投资率显然过高。”而罗云毅则提出了与此相对立的观点，认为“在我国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低消费、高投资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
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的同时并存，是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新格局。怎样认识这种新格局，这种新格局是否合理?关系到我国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也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因此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
二、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形成的原因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如此，就是在今天我国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也是如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摆在我国面前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任务是多方位的，影响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高低的因素也是多重的。
(一)工业化中后期需要把最终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作为迫切任务，这就客观上要求有一个较高的投资率
1.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需要大规模的投资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方向，在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方向。无论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还是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都需要有较大的投资、较高的投资率。这是由我国工业化的特殊前提和现实水平所决定的，也是我国工业化与其它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不同所在。因此，我们不应用发达国家的历史及现实的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水平来框定我国，更不能以其为标准来裁定我国的投资率与消费率是否合理。
实际上，按照邓小平“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跳跃式发展思路，我们不可能“按部就班”、稳稳当当地来发展自己，而需要不断打破既有平衡，在某一方面实现突进式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投资率高与消费率低的状况，是与同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相适应的。可以设想，如果这十几年来我们仍然是稳稳当当地发展，发达国家急于转移制造业的机遇我们就很难把握，我们利用国外资源的途径就会受到限制，我们今天的发展成就就会大打折扣。
2.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来形成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解决经济转型期下岗、失业与半失业问题以及整个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较低问题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压力开始严峻起来，进入新世纪更为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城镇2001年的失业人数为1407万，2002年为1620万，2003年为1643万。而农村失业人口数量更为巨大。“据估算，农村至少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城镇和农村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大约1200多万人。”“2001年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57、3万人，当年新增下岗职工234.3万人。年末，实有下岗职工1515.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者为68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6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6%，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国尽快形成可以吸纳这些过剩劳动力的入国家的消费率为80.2%，中等收入国家为72.6%，高收入国家为80.3%。“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比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都低近30个百分点”。而与之相对比的投资率则“显然过高”，造成了“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2000—2002年我国平均投资率为36.6%，而“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同期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5%、21.4%和19.9%，在2002年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我国投资率显然过高。”而罗云毅则提出了与此相对立的观点，认为“在我国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低消费、高投资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
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的同时并存，是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新格局。怎样认识这种新格局，这种新格局是否合理?关系到我国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也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因此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
二、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形成的原因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如此，就是在今天我国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也是如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摆在我国面前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任务是多方位的，影响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高低的因素也是多重的。
(一)工业化中后期需要把最终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作为迫切任务，这就客观上要求有一个较高的投资率
1.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需要大规模的投资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方向，在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方向。无论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还是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都需要有较大的投资、较高的投资率。这是由我国工业化的特殊前提和现实水平所决定的，也是我国工业化与其它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不同所在。因此，我们不应用发达国家的历史及现实的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水平来框定我国，更不能以其为标准来裁定我国的投资率与消费率是否合理。
实际上，按照邓小平“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跳跃式发展思路，我们不可能“按部就班”、稳稳当当地来发展自己，而需要不断打破既有平衡，在某一方面实现突进式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投资率高与消费率低的状况，是与同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相适应的。可以设想，如果这十几年来我们仍然是稳稳当当地发展，发达国家急于转移制造业的机遇我们就很难把握，我们利用国外资源的途径就会受到限制，我们今天的发展成就就会大打折扣。
2.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来形成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解决经济转型期下岗、失业与半失业问题以及整个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较低问题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压力开始严峻起来，进入新世纪更为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城镇2001年的失业人数为1407万，2002年为1620万，2003年为1643万。而农村失业人口数量更为巨大。“据估算，农村至少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城镇和农村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大约1200多万人。”“2001年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57、3万人，当年新增下岗职工234.3万人。年末，实有下岗职工1515.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者为68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6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6%，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国尽快形成可以吸纳这些过剩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加大投资力度，尽快改变目前较大的下岗待业、失业与半失业比重较高的局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之一。
另一方面，从投资乘数效应看，加大投资力度也能增加整个社会有支付能力的货币需求。投资乘数是指因投资支出所带来的国民经济变化的效应。它表现在：“某一部门投资的增加，必然会引起对相应的资本品需求的扩大，这又会导致该资本品部门生产和就业的扩大，并相应地使收入增加；收入增加直接引起对消费晶和劳务需求的相应增加，这又会导致消费品部门生产和就业的扩大，同时促使服务业规模扩大，于是引起国民收入以更大的幅度增长。”从经验数据看，“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为非农产业提供8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因此，“投资的增加可以带来全社会收入和就业多倍的增加”“通过最初财政投资造成层层传递的收入增长及消费需求增大，从而实现市场总需求的全面扩张。”虽然投资乘数效应客观上有一个“时滞”的过程，也就是从投资到拉动就业、消费有一个时间滞后的过程，但毕竟通过即期的投资可以带动将来更大规模的就业与消费。因此，我们也就需要正确认识投资率偏高的积极作用及其客观必然性。经济,国内宏观-[飞诺网FENO.CN]
(二)我国近年来贫富过于悬殊、社会保障一定程度的缺位，是造成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我国目前投资率偏高与消费率偏低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投资率高而在于消费率低。人们习惯于按照在GDP中投资率与消费率是一种“此消彼长”的惯性思维，把消费率偏低看成是投资率过高的必然结果。因此也就会得出要提高消费率就必须削减投资量的结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消费率实际上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其中最基本的因素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贫富过于悬殊、社会保障一定程度的缺位。
1.贫富过于悬殊，占人口较大比重的尚未富裕起来的人口的有效需求不足
要消费，首先必须有可供消费的货币收入；要提高消费率，必须有更高的货币收入。但就我国多年来的实际情况看，能够满足必要消费的货币收入在相当多的城镇居民中还不具备。2003年我国首次突破了人均1000美元大关，但同时也伴随了贫穷落后地区人均不足100美元。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月8日登载的阿瑟·克罗伯的文章指出：中国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消费国”，一个是“糊口的中国”，其人口不少于10亿，“基本只购买用以维持生计的衣食”；另一个是“消费的中国”，包括1—3亿人，“他们收入可观，构成了自由消费的大军”。前者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农村人口和城市中的贫民。这样一个有10亿之众的庞大人口因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货币，并没有成为事实上的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这是导致我国目前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2.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保障程度偏低，下岗待业、失业与半失业的人口没有能力消费
这是“糊口的中国”中贫困程度较为严重的部分。这其中虽然有一定比例的“懒汉”在“吃救济”、靠救济生活，但其中的绝大多数还是想要谋得一个可靠的职业，通过自食其力来解决生活来源问题的。然而经济转型后所出现的“结构性失业”，使新补充的劳动力想要获得一个职位的就业要求，却不能得到满足，这就不仅仅是劳动者个人的问题了。在此情形下，政府不得不提供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但内陆不发达省份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省份由于财力有限，只能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每月2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只能满足对粮食的需求，菜蔬类副食品很少购买，更没钱购买蛋、肉、禽类副食品。其中更为贫困者甚至于到菜市场捡拾丢弃的菜叶，择其可食用者来补充维生素的情形，报端亦常有报道。基本生活尚且难以保证，何以能够“提高”其消费率?显然，消费率过低并非是由投资率过高导致的，政府再分配功能不到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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