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资源约束成为制造业发展模式提升的改革思路
内容摘要：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曾是人们选择制造业发展模式的基本理论依据，但纵观历史，在缺少先天的资源比较优势的情况下，由于资源短缺而被迫在解决经济发展瓶颈过程中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技术含量更高，反而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本文指出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约束边界，需要制造业发展模式的提升，并探讨了我国制造业提升发展模式的制度安排及相关改革思路。关键词：资源约束,制造业发展,制度激励
制造业本质上是一个人类参与的物质资源的形态转化过程，即将自然资源加工制造成可用于消费或再加工过程的产品，因此，消耗自然资源是制造业生产的必要条件。但近几年我国“地荒”、“电荒”、“油荒”等时有发生，资源紧缺成为目前制造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制造业企业能否突破资源(本文以狭义资源即自然资源和能源为分析视角)瓶颈，直接影响到我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纵观历史，放眼现代，我们可以发现，在缺少先天的资源比较优势的情况下，由于资源短缺而被迫在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过程中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技术含量更高，反而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
资源约束成为制造业发展模式提升的杠杆
资源约束下的制造业发展模式提升导致了西欧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大相径庭。18世纪以前，西欧与东亚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抵相当。18世纪以后的发展却大相径庭，其原因就在于西欧在资源约束之下选择了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发展模式，而后者则依然固守着劳动密集的发展模式。
据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Yomeranz)的研究，直至1750年前后，东亚和西欧的发展模式均为劳动密集。“有很多迹象表明，欧洲有许多富裕地区已经走上了一条较为劳动密集的道路，直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引人注目的发展才扭转了那条道路”(彭慕兰，2000)。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欧洲已有的劳动密集的发展道路发生了急剧断裂?彭慕兰认为是矿物燃料和新大陆的发现，这两者的利用使得西欧的燃料和土地并不稀缺，稀缺的是劳动力。如此的资源约束条件迫使西欧在技术创新中出现了对节约劳动的强调，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节约劳动的发明中，而充裕的劳动力使得东亚几乎不需要考虑劳动力的节约。“西欧需要减少昂贵的劳动力的使用，历史前进了，最后导致机器和现代化工厂的出现，以及人均生产力与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而同时其他社会更感兴趣寻找能够节约土地、资本或某些具体的稀缺资源的创新。所以，欧洲人并不一定更有创造力，但高工资成本促使他们的努力走上了一个真正变革的方向”(彭慕兰，2000 )。东亚因为拥有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最后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西欧没有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被迫选择了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发展模式，这种最初的变化导致了后来的始料未及的差异。
资源约束与制造业发展模式提升的现代证明。日本是个岛国，具有先天的资源劣势，大量资源都需要从海外进口。虽然资源约束问题一直是困扰日本制造业发展的难题，但是日本仍然能够较好地解决资源约束问题，始终保持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地位。通过对日本制造业发展的研究得知，资源约束反而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杠杆。日本极其强调政府扶持和制度激励的重要性，在具有高度激励性的产业政策和支持下，日本建立了集约型的生产模式，确立了技术立国的发展方针，加强专利、技术等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强调制造业企业生产要素与专有资源有机的整合，尤其强调企业创新竞争力的培养。正是由于资源的严重约束，迫使日本选择以科技和创新为主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建立了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科技优势，通过技术进步和研究创新来替代自然资源的缺乏。
德国制造业成功地解决人力资源约束问题，主要得益于其拥有一套完善的职业培训体系。德国认识到人力资源的质量是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关键，因此德国在人力资源的培养过程中，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点培养制造业企业员工的学习能力和团队精神，以至于德国制造业拥有了一流的人力资源储备，在与别国的制造业的竞争中保持着特有的优势。
以上说明，确实存在着由于资源短缺的约束迫使在制造业发展中选择技术含量更高的制造模式，由此反而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取得更好经济效果的现象。但是仅仅认为资源约束就可以迫使制造企业选择技术含量更高的发展模式是不够的，我们注意到在更先进发展模式背后是具有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在发挥重要作用。彭慕兰注意到了促使西欧转变制造业发展模式的制度问题，认为在当时的西欧产生了据说比别的地方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这就是市场机制和财产所有权制度。日本的技术立国方针和集约型的生产模式更是有着产业政策的扶持和制度激励，强调专利、技术等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我国制造业发展已经接近资源约束的边界
由于制造业是人为改变物质形态(即进行加工制造)的过程，所以，大量采用自然资源和开发能源，是制造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地球上，很多自然资源和矿物能源是不能自然再生的。所以，现代制造业生产受到自然资源和能源供应条件的约束，而且，其约束性将越来越强，是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
自然资源约束严重影响制造业的发展。我国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利资源、林木资源和矿产资源等。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0. 1公顷/人，占世界人均水平的33.1 %；人均水资源拥有量2176. 8立方米，还不到人均3000立方米的轻度缺水标准；人均森林面积为0. 14公顷，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5 %。据有关部门的资料，我国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较大，约占世界的12%，居世界第3位，但我国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不足，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8%，居世界第53位(于猛，2004)，实际是一个矿产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我国以世界土地的7%养活着世界22%的人口，这固然说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的自然资源实际上是十分匮乏的。如土地紧缺已成为制约东部发达省市制造业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以浙江温州为例，目前温州市可用于建设的土地只有55万亩左右，而全市1999年至2003年五年间共批准建设用地27万亩。按这样的速度，10年就会全部用完。不少当地企业因无地可用，只好把企业迁往外地。据2004年浙江省中小企业局《 浙苏沪中小企业发展优势比较》的报告，造成浙江企业外迁的诸多因素中，首先是土地紧缺，占52.3%。工业用地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制造业企业发展的首要障碍。能源资源约束制约制造业规模的扩张。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严重的能源资源的约束。近几年我国出现的煤炭供应短缺、石油供给短缺引致了煤炭、石油等产品市场价格不断提高,2003年以前仅仅南方缺电的现象已经扩展到2004年以来长江流域、中部省份、华北东北等全国3/4城市拉闸限电的全局性短缺。2003年我国可供消费的能源总量中11.9%的能源是从国外进口的，94.9%的能源是自己生产的一次性能源，仅有0.12%的能源是回收利用的二次能源。同年份制造业的能源消费总量占全部能源消费总量的54.5%，而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仅为37.3%，相对于产出的比重来说，制造业的能耗很高。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依靠大量消费能源，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增长，但也使中国制造业发展越来越接近了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资源条件已无力承受“高消耗、高产出、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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