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对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研究
摘要：泉州在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史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唐末五代，泉州港已不时有蕃舶往来。进入北宋时期，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性明显提高，来到这里的外国商船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商人，由这里驾船驶向海外各国。到了南宋时期，泉州港的地位日益上升，逐渐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在元代，它已成为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港之一。关键词：北宋时期；高丽贸易；泉州舶商
Abstract: Quanzhou ancient times in the ultramarine trade history held the special important status in our country. The Tang end Five Dynasties, the Quanzhou port often had the flourishing ship intercourse. Enters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ime, the Quanzhou port in ultramarine trade important distinct enhancement, arrives at here foreign merchant to increase unceasingly, at the same time, also has many Chinese merchants, harnesses the ship by here to sail to overseas various countries. To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ime, the Quanzhou port's status rose day by day, surpasses Guangzhou gradually, becomes the national biggest overseas commercial harbor. In the Yuan Dynasty, it has become at that time one of world most important commercial harbors.
key word: Northern Song Dynasty time; Korean trade; Quanzhou ship business
引言
历来论述泉州历史者，大都侧重于南宋和元代，对于北宋时期这个海港城市的贸易状况，则语焉不详。本文拟就这一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商人问题作一些叙述，目的在于从一个方面为当时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提供一些情况。
一
关于我国宋、元时期与高丽之间通过海道进行贸易的情况，在朝鲜李朝史学家郑麟趾编纂的《高丽史》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可以弥补我国史籍在这方面的不足。从《高丽史》的记载来看，北宋商人水手到高丽者，几乎五年无之，最多时一年达数百人。其中有若干次，可以确定为泉州商人。现在我们根据《高丽史》和我国的一些记载，将北宋时期前往高丽的泉州商人，列举如下：
1．高丽显宗六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闰六月，“宋泉州人欧阳征来投”①。
2．高丽显宗八年(北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七月，“宋泉州人林仁福等四十人来献方物”②。
3．高丽显宗十年(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七月，“宋泉州陈文轨等一百人来献方物”③。
4．高丽显宗十一年(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二月，“宋泉州人怀贽等献方物”④。
5．高丽显宗十四年(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宋泉州人陈亿来投”⑤。
6．高丽显宗十九年(北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九月，“宋泉州人李颠等三十余人来献方物”⑥。
7．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七月，“宋泉州人卢遵来献方物”⑦。
8．高丽德宗二年(北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八月，“宋泉州商都纲林蔼等五十五人来献土物”⑧。
9．高丽端宗十一年(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五月，“大宋泉州商林禧等来献土物”⑨。
10．高丽文宗三年(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八月，“宋泉州商王易从等六十二人来献珍宝”⑩。
11．高丽文宗十二年(北宋英宗嘉祐五年，1060)八月，“宋商黄文景等来献土物”⑾。
按，据《高丽史》“文宗十三年八月戊辰”条记载，这个黄文景是“宋泉州商”。
12．高丽文宗十七年(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十月，“宋商林宁、黄文景来献方物”⑿。
按，林宁与黄文景同行，疑亦是泉州商人。此人在文宗十八年(1064)八月、二十二年(1068)七月和二十九年(1075)六月曾三度重来高丽。
13．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月，“宋人黄慎来见，……[宋发运使罗拯]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⒀。
按，黄慎又作黄谨，一作黄真。《宋史》卷三百三十一《罗拯传》云：“拯使闽时(任转运使——引者)，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据此可知黄谨(慎)是泉州商人，他前往高丽时，有宋朝政府的文书。黄慎等于次年回国，“熙宁二年，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⒁
14．高丽文宗二十四年(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八月，“宋湖南荆湖两浙发运使罗拯复遣黄慎来”⒂。
15．北宋神宗熙宁八年(高丽文宗二十九年，1075)三月，“江淮发运司罗拯言：泉州商人傅旋持高丽礼宾省帖，乞借乐艺等人”⒃。
按，傅旋事亦见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五。他在熙宁八年三月持高丽礼宾省帖还，则去高丽贸易应在熙宁七年(高丽文宗二十八年，1074)，但此人未见《高丽史》、《宋史》记载。
16．高丽宣宗四年(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三月，“宋商徐戬等来献《新注华严经》板”⒄。
按，徐戬为“泉州百姓”，苏轼说他“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⒅。可知徐戬是泉州商人，他一定在此以前已来过高丽，才能受高丽政府委托，在杭州雕刻经板。但此前他到高丽的贸易活动，未见记载。经板共二千九百余片，徐戬“受酬答银三千两”⒆。又，哲宗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徐戬“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颍流、院子金保、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国礼宾省牒云：奉本国王旨，令寿介等五人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梨”⒇。义天是高丽国王的兄弟，出家为僧，曾由海道来宋朝求经学法，对于两国文化交流有所贡献。他在中国杭州期间，从当地惠因院僧净源学法，此时闻净源亡故，特遣专人致祭。去高丽商船一般当年回还，也有隔年回还，由此事可知，徐戬很可能在元祐三年(1088)或四年(1089)又曾去高丽贸易，但《高丽史》未见记载。
17．高丽宣宗五年(北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刘载]，大宋泉州温陵人也。……慨然拂衣至于海东，时宣宗大安五年也”。
18．高丽宣宗六年(北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十月，“宋商徐成等五十九人来献土物”。
19．高丽宣宗七年(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三月，“宋商徐成等一百五十人来献土物”。
按，苏轼在元祐五年八月写的《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说：“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准密州关报，据临海军状申准高丽国礼宾院牒：据泉州纲首徐成状称……”可知徐成是泉州海商。
以上共十九起。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三起“来投”，与其余十六起“来献方物(或土物)”是有所不同的。“来献方物(或土物)”者必为商人，“来投”者往往是在国内不得志想另找出路的儒生。但其“来投”，必然搭乘商舶。北宋后期，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因此，由这两个泉州人投奔，可以推知当时定有泉州商人的舶船前往高丽，大致是不会错的。
二
我们由中外史籍钩稽所得，可以确定为北宋时期前往高丽的泉州商人的情况，已见上述。但这远远不是全部。《高丽史》所记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中国商人不下百起，其中多数泛称“宋商”，只有少数标明籍贯，计有福州(两起)、广南(三起)、台州(三起)、明州(浙江宁波，三起)，此外还有闽人(一起)、江南(两起)。而标明泉州的，则如上所述，有十余起，超过了其他各地。由此可以断定，在《高丽史》所记载的其余六七十起“宋人”(宋朝海商)中，泉州商人一定占有很大比例。但是，我们根据中国文献记载，只能确定黄慎、徐戬、徐成等少数几个，其他只好存疑。特别是在北宋哲宗以后，北宋和高丽之间关系密切，常有使节经海道往来，而泉州又正式建立了市舶司，按理必然会有更多的泉州商人前往高丽贸易。而据《高丽史》记载，自宣宗七年(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泉州商人徐成“献土物”之后，至北宋灭亡，有关中国商人的记载不下二十起，但都泛称“宋商”，我们尽管推断其中必有泉州商人，但也难以作进一步探究。
中国方面的一些记载也可以看出当时泉州商人赴高丽贸易的盛况。著名文学家苏轼曾说：“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这些话可以和《高丽史》的记载相互印证。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明州也是重要海外贸易港，其建立市舶司在泉州之前。从地理位置上看，明州距高丽较近，与泉、广相比，应该与高丽往来更多。但在北宋时期，明州与高丽的交往，显然不及泉州。《高丽史》明确记载的明州商人不过三起。哲宗元祐四年(1089)泉商徐戬载高丽僧寿介等来中国杭州，宋朝杭州地方官苏轼将他们送到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归国”；在发遣寿介等动身去明州后，他“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于是便通知明州，如果没有“因便舶舡”，便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这个例子和《高丽史》的记载相印证，似乎可以说，当时泉州是对高丽的主要贸易港。
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北宋皇朝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禁止商舶去高丽，这是因为北宋与辽朝之间存在矛盾，而高丽与辽政权毗邻；北宋政府害怕商人乘去高丽之便，前往辽朝统治区贸易，泄露内部情况。有关市舶的条法《庆历编敕》和《嘉祐编敕》，都明文规定：“客旅于海路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庆历”(1041—1048)和“嘉枯”(1056—1063)是宋仁宗的年号。稍后，宋神宗《熙宁编敕》(1068—1077)仍规定：“往北界高丽、新罗并登、莱界商贩者各徒二年。”到元丰二年(1079)才取消了禁令：“元丰二年，贾人入高丽，赀及五千缗者，明州籍其名，岁责保给引发船，无引者如盗贩法。先是，禁人私贩，然不能绝。至是复通中国，故明立是法。”这就是说，元丰二年(1079)以前，北宋政府是禁止商人由海道到高丽贸易的；在此以后，才取消了禁令。但从我们在第一部分列举的十八起泉州商人看来，属于元丰八年以前的占了十五起，说明北宋政府的禁令不过是一纸具文，并没有发生实际效力。值得注意的是，神宗熙宁元年(1068)泉商黄慎去高丽，事先是得到福建地方政府同意并担负有传递政府意旨任务的。熙宁八年(1075)，泉商傅旋向福建地方官转达高丽政府的文书，可见他前去高丽显然也是得到官府同意的。这就是说，宋朝政府至少是地方政府在相当多的场合不仅不执行禁令，而且还支持、鼓励商人去高丽贸易的。如果北宋政府真正严格执行禁令的话，很难想像，能有大批商人经由海道去高丽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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