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对我国当前社会贫富状况研讨
摘要： 和谐社会的话题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尽管人们对贫富差距所引发的关于效率与公平、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乃至贫富分化的合理性等问题仍有异议，但在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以及不同收入群体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在缩减贫富差距、均衡利益差别等问题上，已民心所向、势在必行。因此，应该从造成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和原因着手，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引导社会走向稳定，走向和谐。关键词： 贫富差距； 利益不均； 差距 ；公平；和谐
Abstract: The topic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China’s social divide between rich and poor and the poor. Despite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people caused by on th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equality of results of the divide between rich and poor as well as the reasonableness of such issues as there are still objections, but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rade gap, the gap between regions and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suffered Unfair treatment of a serious problem, to reduce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and balanced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ces on such issues as has been common aspiration of the people, is imperative. As a result, should result from China’s grow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on the facts and reasons to proceed, and constantly search for solutions to problems and guide social stability, harmonious direction.
Key words: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unequal interests; gap; fair; harmony
引子
1、矛盾激化下的打砸抢
2004年12月20日，湖南省邵阳市中意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傅中意与邵阳县建设局长邓节生在邵阳湘桂黔建材城因砸车发生争执，邓节生忽然倒地身亡。随之发生了罕见的大规模“扛尸”事件，4天中死者尸体摆放在傅家中，上万人进入现场，傅的住宅被砸毁，傅中意的妻子杨丽芳多次请求警方制止死者家属的打砸行为，却没有人搭理。傅中意在“扛尸”高潮中出逃。那些参与“扛尸”事件的人用墨汁和红色喷漆在傅家墙壁上写道：“有钱算什么！”“为富不仁者杀！”“血仇必报”……【1】
2、仇富还是仇腐
前年，吴敬琏先生在接受国际管理学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时，对不少民营企业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指出应当分清仇富和仇腐两种心理，针对民营企业的原罪论提法并不适合。应当把凭勤劳、凭努力经营的人和靠权力暴发的人分开。
3、在农民出生到死亡过程的一个个“天价”。
首先是“天价出生费”，有人表示现在“孩子不是生出来的，而是买来的”。根据调查数据表明：与20年前相比，现在生孩子的费用至少上涨了100倍。其次是“天价教育费”，知识最有力量，对于农民，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最好方法就是接受教育。为了孩子能上学，有些农民砸锅卖铁，有些农民惆怅自杀，……再次是“天价交易费用”，农民在城市间、企业间流动，承担着高额的“交易费用”进城打工，遭遇种种门槛，可谓“城市不是农民的城市，农村才是农民的归宿地”；农民进入企业后，沦为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很多不良老板拖欠或者赖掉他们的工钱。因为贫穷，农民工请不起律师、上不起法庭、无法举起法律之剑。还有就是“天价医疗、养老费用”，农民有病没钱医，为了能够让自己过上比较安宁和舒适的晚年，往往有“养儿为防老”的观念，不料子女越多负担越重，因此陷入了一个“贫困——多生——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农民不仅“生不起”，而且也“死不得”，在死亡来临之后，还有“天价的丧葬费”等着他们【2】
二、三个方面的质疑
1、公平与效率之争
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是使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这实际上缩小了整个中国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但是当时许多人片面地赞扬农民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以为只有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才会带来经济的繁荣。由此就使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观念在中国肆虐了20年。而他们所说的“效率”，其实不过是少数人的货币收入多而已。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许多人只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闭口不谈“共同富裕”。
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建设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也是不可取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将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2、机会平等与结果公平
哈耶克在他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提出了他的个人主义伦理观：应平等待人而不是试图使人平等。【4】哈耶克所提出的“平等待人”，有两层含义：一是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对于人的权利的尊重和平等相待以及市场经济中平等的市场地位等等。另外的一层意思是：每一个人实际是不同的，因此，要有差别的对待，才是真正的平等。哈耶克个人主义伦理观的另一句话是“不试图使人平等”，强调不要国家或集体的干预，主张放任自由，从而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不试图使人平等”如果从“不试图使人的行为结果平等”的角度来考虑,那么是积极的。这也是哈耶克所看到的。人与人的平等是机会平等，但人与人是有差别的，因而人与人在能否把握机会，对机会的把握程度，主观的努力程度上是不同的，有时差异是很大的，所以结果是不会也不应该平等的。社会给个人提供平等的前提条件，均等的机会，然后，任由个人在此基础上自由发挥，这样是有利于人的不断发展的，在竞争体制下，可以优胜劣汰。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是人类自身进步的需要，在竞争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即使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也是不可能要求“完全平等”的，因为人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尤其是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上，只要有不同点存在，那么在人所作用的对象物上就会体现出来。所以在此意义上，的确要反对使人平等。
但是，如果从“不使人社会
行为的前提，机会平等”角度来考虑的话，就不恰当了。反对使人平等，不应当反对旨在促使机会平等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不公平竞争等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呢？因为，国家所提供的法律，经济，政治体制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完善的，并不能为每个人保证社会行为前提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而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由于种种制度的不完善，所以种种在完善制度下可以避免的不平等就体现出来了，如中国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等不平等的现象，给各方在经济中的平等发展造成障碍。需要国家的干预，使之平等，协调发展。平等的过程，也是各方面体制完善的过程。
3、对贫富差距合理性的质疑
据媒体报道，一位统计学家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合理的。其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对于一个不是二元经济的国家，基尼系数可能管用，但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
这种判断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中国现阶段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强化所造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从纵向的角度来看，农民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贡献度同社会应有的回报度不成比例，因而二元经济结构被强化。为了全力以赴地推进工业化，从1952—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而在60年代整个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亿元。【5】很难想象没有农村的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会有今天的局面，而农民所直接承受的却是日益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严重地违背了代际之间所应当具有的公正准则。从横向的角度来看，现行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是在维护甚至是在强化二元经济结构。比如，户籍制度是在维护和强化一种社会身份等级制，而诸如有所区别对待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等政策则是在维护和强化城乡居民之间的隔离。这些，无疑人为助长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不公正现象。
回首20年，一句“翻两番”就可概括这个伟大的成就。而今后20年的经济发展就没这么简单，经济总量要翻两番，但环境污染不能翻两番，东西部差距不能翻两番，能源消耗不能翻两番，贫富差距不能翻两番，城乡差别不能翻两番，如此等等【6】 中国农村受苦受难的老白姓至今对毛主席感恩戴德，但对改革开放的带来的经济的发展无动于衷，因为这种好处于他们无关，至少他们会一直这样认为，并且抱怨声到处都是。
三、我国目前贫富分化现状
1、 比基尼系数
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究竟是否合理？对此，应当用多个标准综合来衡量，其中基尼系数属于综合性的指标。
自90年代深化改革阶段以来，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有研究表明，表征这一分化程度之一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0．3～0．4），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4577。到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45。这一数值比1983年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高出16个百分点，比1988年的估计之高出7个百分点。全国的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不断上升。【7】
根据大多数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0.49以上。即便是按0.458来算，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8】
2、城乡分化
我国工业布局及社区建设，自1949年以来，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牺牲农业及农村发展为积累，使得持续发展的社区资源集中于城市，并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及较尖锐的城乡发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社区，于资源配置上，也处于功能单一及权力分配的分割状态，从而使得城市发展亦出现了不平等格局：一是资源优势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且为边界封闭、简单消费的城市社区功能形态；二是其他中、小城市仅是服务于这几个大城市的单一功能单位--被中央计划指令性地要求向这几个大城市低价、甚至无偿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资源，或供应某些特色商品，或输送大城市发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长者，而他们自身的城市化发展则被置于准计划甚至计划外（所谓"自己找米下锅"）的分配及发展状态下，且受制于中央计划中所谓一个个“五年计划"的政策规定。【9】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来看，如果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实际已经达到了5：1或者是6：1。这个数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10】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
3、行业差距
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现在行业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北京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1年全市86个大类行业中，最高工资行业与最低工资行业相差6.6倍，二者间的差距比2000年加大了1.9倍。
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有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20%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从主观感受方面来看，多数社会成员已认为贫富差距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11】
四、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1、政策上的财富分配不平等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如何陷入了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中。为当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辩护的人总是说，这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其实单纯的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我们今日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近20年来经济政策的偏向。
在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作法首先表现在，中国经济中的优惠政策几乎从来都是只给予市场经济中的强势集团。2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恶习，这就是只给富者以优惠政策，只给富裕地区和富裕的个人以优惠政策。
a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许多人以为这种特高的薪金来源于外资企业的高效率，其实外资企业的这种巨额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税收政策优惠造成的。这种畸形的税收政策优惠不仅表现在法定的税率上，表现在外资企业一直享有低于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税税收减免上，而且表现在操作层次上的税收征收方式上。对中国企业，
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
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而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b国有企业职工的不公平待遇
最近几年中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主要因为国家在政策方面对国有企业的职工待遇不公，切断了国企长期发展的后路。
首先国有企业剥离了几千万员工。对国有企业员工的这种“剥离”，不仅意味着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同时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岗，更主要的是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任何社会保障，落入了被国家和社会完全抛弃的地位——他们往往被迫以几万元甚至仅仅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从此政府就摆脱了向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义务，这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来有可能得不到任何养老金。另外，从国企的长远发展而言，自从转向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政府就基本上不再向企业实行大量的财政性投资。国有企业能够得到的主要“优惠”和“资源”，其实是银行的贷款。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给全体国有企业的一个税收优惠，而只知道每当政府财政紧张时，就以一切可能的名目、甚至以违反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方式来增加对国有企业的税收。在实际收税过程中，由于片面使用行政手段维护“税收纪律”，造成对非国有部门没有足够的税收纪律约束，以致非国有部门逃税严重。【12】这两方面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使国有部门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负担，国有企业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极大地高于它在整个经济总产出中的比例。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至今为止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最初的所谓“放权让利”，就偏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它将企业的一切大权都让给厂长或经理一个人，不对其资金运作进行任何监督。结果是方便了国有企业的少数经理人员大肆进行在职消费，任意挥霍企业资金，甚至侵吞公有财产，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有企业办“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产权交易”的浪潮，实际上就变成了少数特权人物转移资金以侵吞国有资本的手段。在这以后掀起了两场运动：“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等于不准国有企业继续经营，“改制”则更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数特权人物白送国有财产的方式实行权贵私有化，让少数人放手掠夺全国人民的财产。就是10年来这两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将许多国有企业送上了绝路，而且在一极喂养出了一个有惊人财富的暴富阶层，在另一极断送了大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路，使他们坠入了贫困的深渊。【13】
c、地区政策不平衡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先天因素，但政府政策不平衡的人为因素也需要予以重视。本来东南沿海地区在市场经济中天生就有地理上的优势，可以长期保持比内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它们却在最近20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内地多得多的优惠。90年代初，东南沿海的富裕和老工业基地的贫穷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某些部门给东南沿海特殊政策优惠的恶习仍然没有终结。这就造成了经济政策上的一大奇观：发达国家政府的特殊优惠政策都给予贫穷困难地区，而中国的特殊优惠政策却集中地给予最富裕繁荣的地区。结果是老工业基地由于不堪财政重负而衰落，形成了今日大批人绝对贫困化的局面，而东南沿海的个别省份却富冠全国。这样造成的地区性贫富分化绝不能算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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