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创意经济与中国大变革
内容提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两次重大的经济社会变革，一次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为标志，另一次以提出科学发展观为标志，发展创意经济则是实现科学发展的现实实践模式。创意经济不等于创意产业，它不仅生产了新的创意产业部门，而且将彻底改造所有的传统产业，将包括效益农业、新型工业和新兴服务业等在内的整个新经济涵括在内。创意经济是思想经济、观念经济、信念经济、智慧经济、点子经济，可以总体表述为理念经济，它将深刻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深刻改变全体公民的生产生活观念，深刻改变理论和思想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可以预言， 21世纪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将在创意经济的框架下重新整合与调整。关键词 创意经济 理念经济 创意时代 后现代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变革，其中最重大的有两次。这两次大变革已经或者将要对中国社会发生极其深刻的影响。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最重大的经济社会变革。促成这次变革的因素有许多，其中非常重要的背景是中国加入WTO。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即确立中国加入WTO的目标，而加入WTO必须首先实现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转换。加入WTO原本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但后来却成为一种强大的外力，WTO原则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中国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最终以实际的承诺实现了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目标。当时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加入WTO有许多争议，主要是担心农业等经济部门受到冲击。然而事实上，非但农业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中国的整体外贸出口水平因此大大提升，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之一，每年的贸易顺差巨大。由出口拉动带来了经济的全面繁荣，产能大大提高，产业全面升级。最重要的是中国由此建立了与世界经济体系相融合的经济社会制度，中国公民站在世界公民的立场上来权衡和设计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方式，中国政府也在世界议事框架下重新改造和规范体制结构和运行模式，从而实现了极为深刻的全面改革。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 21世纪简史》一书中将中国加入WTO列为造成世界发生重大变革的10股最重要的力量之一。20世纪80年代一些国家兴起知识经济理论的研究。1996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知识经济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以“知识”为核心的“新经济”将改变全球经济的发展结构与模式，知识已成为生产力提升与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各国政府对这种估计和“新经济”都十分重视。英国1998年提出《10年竞争力白皮书》，美国2000年召开“新经济会议”，中国也发起了知识经济运动。2003年4月至2004年1月英国政府和英国文化协会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举办“创意英国”大型活动，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率领众多英国重要企业家前来进行形象宣传，展现英国的最新创意设计与创新精神，宣扬以改革和创新为核心的“新英国”国家理念，又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创意经济普及运动。不久以后，北京申办奥运会整体形象战略专家团联合各界力量共同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创意中国”运动。上海、北京、杭州等一些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敏锐地感应到发展创意经济这一强烈的时代信息，相继开展研究，并将发展创意产业列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出台了相应的产业政策。但由于中国经济一时的成长性较好，外在的国际贸易环境压力不十分大，资源和环境问题未引起足够重视，劳动力成本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这场普及运动基本停留在学术讨论的层面，产业界响应不多。2006年以来，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平衡问题反应十分强烈，全球资源特别是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中国、印度等劳动力成本也不断上涨，CPI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PI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快速上升，环境问题日益突显，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争论的焦点，随后又出现世界范围的次级债危机，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几方面矛盾汇成了巨大的“碰头潮”，中国原有的生产模式面临极大挑战。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将科学发展观确定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重大战略思想。在此条件下，中国许多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掀起了一股创意经济热，纷纷把发展创意经济或创意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等城市都提出建设全国创意产业中心的奋斗目标。发展创意经济在实践层面上成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最强大的工具之一，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开辟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由此酝酿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最重大的经济社会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只是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基本的体制基础，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方式的创意经济则提供了中国经济社会如何发展的有效实践模式。创意经济不仅生产了新的创意产业部门，而且将彻底改造所有的传统产业，深刻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深刻改变全体公民的生产生活观念，深刻改变理论和思想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可以预言， 21世纪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将在创意经济的框架下重新整合与调整。二自1997年布莱尔政府倡导以来，创意经济已不再局限于一种理念或者发明，而且已构成一个有着巨大产业背景和经济效益的现实世界。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世界上许多富有远见的城市率先步入创意时代。创意城市已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流行口号，也是许多城市竞相追求的国际都会品牌。中国的发达地区，特别是较发达城市，已经有发展创意经济十分强烈的内在要求。最主要的可以概括为3条重大理由。一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劳动支配资本的时代已经开启，创意成为生产的绝对约束条件和关键要素之一。在工业化早中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物质生产资料相对短缺，资本作为稀缺要素成为生产的绝对约束条件，资本占有者支配生产与劳动。到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时代，由于劳动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财富相对充裕，传统市场被充分开发，许多产业的产能过剩又不能开拓个性化、多元化消费市场，于是出现资本过剩的景况，生产经营的风险极大增加，劳动、管理、科技和创意等要素有了关键作用，并逐渐成为生产的绝对约束条件。而资本只能作为物质生产条件，劳动和创意等在生产中则占据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市场用选择机制催生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当前中国还面对人民币持续升值所带来的外贸市场压缩的巨大压力。中国经济与当年日本的情况一样，建立在引进和模仿外国技术的基础之上，以低成本和低价格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然而，人民币升值成了低成本和低价格优势的“克星”。中国为此曾长期对本币升值采取抑制政策。前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时候曾是升值松动的最佳时机，但政界和学术界反对的声音不小，以至延误了这个最佳时机。如果升值时间放在全球经济衰退以前，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有利得多。日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严重低估，埋下巨大的泡沫隐患。1985年美、英、德、法、日5国签署的“广场协议”戳破了这个大泡沫，导致日元大幅度升值和日本经济大萧条。不过，最终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还是正面效应大，日本经济此后反而脱胎换骨，实现了全面升级。索尼、丰田、松下等品牌大多在这时开始扩大影响，并发展为国际著名品牌。虽然人民币升值已失去最佳时机，但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要好一些，发展中国的品牌经济正当其时。二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城市经济效率对物价上涨构成的“对冲”力量基本释放完毕，资源和工资价格上涨使无创意低成本外向型生产难以为继，通过创意生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附加值、增强竞争力成为挽救经济的良药。1978—1984年，在国家基本上没有对农业大量投入的背景下，中国的农业产出却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增长，这是体制改革效率释放发生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目前非公有制成分已占7成以上)，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使企业在面临上游产品涨价时可以有更多的应对空间，即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消化涨价因素，而不至于向消费物价传导。产权制度改革还导致财富分配关系发生变化，收入向少数人集中，从而提升了企业利润，同时压低了工资水平，使消费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下降。但目前这种体制改革效率的释放已逐渐走到尽头，劳动工资无法长期维持在低水平，CPI持续大幅度增长以后更是如此，经济发展被强迫向创意求助。三是中国的环境状况日益恶化，通过创意经济来提升产业层级和改造低级产业已刻不容缓。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国，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的大江大河和广大农村的严重污染自不待言，人口集聚度极高而且还在增长的城市环境问题更多。被称为母亲河的长江、黄河、淮河等的支流要么坏死要么干涸， 9大湖中7个水质在五类以下。垃圾处理率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化学物质处理率不足30%。3亿多农村居民喝不到干净的水， 4亿多城市居民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其中一半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 1/3的城市空气严重污染。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基本可以用“逢水必污、逢河必干、逢雨必酸”来概括。①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都存在生态隐患，居住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各种由污染所导致的恶性疾病大幅度上升。北京为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花费数千亿元资金治理污染，仍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上海、杭州仅在水环境治理上财政都负担不起，根本没有能力在一定期限内实现改善目标。上海没有矿产资源，北京、杭州则既无地质矿产资源，也无港口资源，发展工业的难度更大，更没有大规模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条件。如果目前再不调整产业结构，将失去最佳的发展机遇期。在当前这种条件下，发展创意经济已经成为一种必须的历史期许、必由的或者说是无奈的明智选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果不靠资源消耗、人海战术与价格战，拿什么到明天竞争？在创意经济的土地上，世界已在收成，我们如何来抓住创意这个新经济引擎？三创意在很早以前就发挥历史作用。古希腊的雅典即是独特的创意舞台， 2000年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也成为创意中心，工业革命后英国、德国、美国的一些城市也因创意而辉煌。但从根本属性来说，创意是后现代的重大社会特征，后现代在一定意义上即创意时代——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一句名言：“可以没有政府，但不能没有工业设计。”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崭新的信息、知识和技术正在促成社会形态的重大变革。其主要特征是：资本在全球范围更深层次渗透与均质化，生产不再主要依靠资本，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将受到节制，生产要素主要是智力资源，发展是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崭新类型，思想、创意取代资本成为生产的决定因素；普遍化和总体化的知识基础、理性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一致性观念和因果观念将逐渐消解，代之以多样性、多元性、片断性和不确定性观念以及被社会和语言非中心化了(decentred)的碎裂的主体，人处于时空经验的改变和创造、创新的可能性之中；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不再是经济增长而是人的生活质量——物质生活质量逐渐趋同，精神和文化生活却高度多样化，生活成为一种创意生活。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在《城市与创意阶层》一书中甚至将社会发展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和创意经济时代。弗罗里达断言，创意时代已经到来。他还设计了一套衡量创意经济发展水平的欧洲创意指数，创意指数由才能指标(Talent Index)、科技指标(TechnologyIndex)、包容指标(Tolerance Index)组成，三者权重各为1/3。按照他的计算，世界各国的创意经济发展水平排名为瑞典第一、日本第二、芬兰第三、美国第四，中国列第36位。②早在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思想家约瑟夫·熊彼特即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熊彼特还在他的成名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借用生物学术语，把“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的过程，称为“产业突变”。他创用著名的“创造性毁灭”或“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来指称这个“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即不断地摧毁陈旧的和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用新的更有效的生产方式取而代之。③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经济学家理查德·福斯特、莎拉·卡普兰用10余年时间建立了“麦肯锡企业绩效资料库”，并运用熊彼特的理论分析了40年来横跨15大产业的1008家企业的绩效状况。他们在研究成果《创造性破坏：市场攻击者与长青企业的竞争》一书中指出，企业运营面临重大改变的必然性即“不连续性”或“断层”，因为企业长期运营的绩效增长是有局限性的。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其自传《动荡年代：新世界中的探险》中也指出，美国经济比起其他国家更明显地反映出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这种创造性破坏过程在美国是持续的，并已明显在加速。新兴的科技赶走了老科技，资本由老科技往新科技移动。当使用老科技的生产设备变得陈旧，金融市场即会支持使用新科技的生产方式。近20年来发生了不可遏止的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更有效率的企业、更廉价的劳动力、更低的生产成本成就了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而工业化、现代化的内生性矛盾也更加尖锐、集中地暴露出来。发展中国家借助发达国家工业的移入实现工业化，以廉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生产出口大量廉价商品。全世界30亿劳动力大范围突破农业经济围墙向竞争市场持续加速流动，几乎一致地在全球范围内抑制了工资增长和通货膨胀。除了委内瑞拉、阿根廷、伊朗和津巴布韦， 2007年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集中在0—7%之间。相似的情况还发生在长期利率上。发展中国家赚取的外汇大量回流到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促使股票市场繁荣，并使利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如此全球性的价格和利率被压制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但上述良性循环的时代已经进入尾声，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工业化必定要走向极限——劳动力向竞争市场转移的速度最终会放缓。作为结果，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会松动，这会反过来影响和限制发达国家的发展，引来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时期，但也直接面对后工业化任务，具有现代和后现代双重历史特征。中国的工业化历程非常短暂，是浓缩的、跳跃式的，这种工业化借重发达国家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利用外资和引进科学技术推进工业化，在许多领域实现进口替代，发展了加工贸易和出口贸易，极大增强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但由于一直没有摆脱重传袭重近利的传统惰性，又有大量没有人权保障的人力资源可以利用，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压低劳动力价格和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取得竞争优势，上述工业化的问题表现得尤为集中和突出。由于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市场内生需求和动力不足，又导致教育和文化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低水平发展状态。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背景来看，中国的工业化只是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化的自然淘汰与输出，其竞争优势不是内生的，存在时间将会十分短暂。随着资源紧张问题的日益突出、法制环境和人权状况的不断改善以及国际贸易对等性的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对有限自然资源、资本集聚和对低汇率制度之类“经济鸦片”的依赖程度只能降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所编《老去的亚洲》分析，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人口多数的“人口红利期”为1965—2015年，此后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人口负担期”，因此中国的发展期还有7年将会终结。目前外国工业资本向东南亚等其他国家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退出低附加值工业的趋势已十分明显。2007年以来， 9万多家出口工业企业已有1万多家破产。同一时期，山东省100多家韩国独资工业企业因企业负担增加而破产或撤离。新型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破解的主要问题。1996年，布莱尔在对英国的历史和现状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一书，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第三条道路”理念，即所谓的“布莱尔主义”，强调通过变革与创新应对全球化挑战，改变英国老工业帝国形象，建设强大的、充满活力的“新英国”及国际新秩序。1997年布莱尔赢得大选后又将发展创意产业列为“新英国”构想的重大策略。通过推行“新英国”计划和发展创意产业，英国从昔日的“欧洲病夫”一跃成为21世纪的“优等生”。经布莱尔政府的特别整合与定义，原本已经存在但概念并不清晰的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还迅速得到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的特别看待和重视，并在近10年间迅猛发展，成为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巨大助推器。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在当今的发展，不仅仅是熊彼特意义上的简单的“创造性破坏”。熊彼特时代的创意还是受资本支配的，资本决定劳动、创意和生产。当今建立在信息网络基础上的创意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主动地位，成为资本的追逐目标。创意可以通过信息网络迅速调集资本构建强大的生产机器。创意经济也不仅仅拘泥于竞争性市场的“创造性破坏”，还可以拓展“新蓝海”。这种“蓝海战略”代表经济发展战略的范式性转变，从给定结构下的定位选择向改变市场结构本身转变，即把视线从市场的供给一方移向需求一方，从关注并比超竞争对手转向为买方提供价值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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