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居民消费现状的成因和理性思考
作者：卢金标 于晓默 游旭东摘要：时下，西方一些国家主流媒体认为本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低消费水平和高储蓄率，笔者认为这是西方对自身过度消费和过度投机的自省不够和对中国消费现状的误解；是夸大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来推脱自身责任的做法。本文从影响现代中国人消费观的思想文化根源和社会因素两方面对中国居民消费水平较较低现状进行剖析，进而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辨证关系中站在新的视角，理性思考消费不足问题并提出了几点解决思路，阐述了发展中经济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在健康、科学、持续的发展中不断求解的经济发展思路。
关键词：消费 成因 思考
众所周知，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去奢崇俭的消费观点是在几千年的生产力较低的自然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当前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仍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的。
一、影响现代中国人消费观的主导思想和文化根源
论思想对中国消费理念之影响，当首推儒家。其代表人物孔子的治国思想里就有“节用而爱人”的主张，强调君子应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奢则不逊，俭则固”。墨家思想里更是把节俭思想做为核心学说之一，提出“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道家老子也提出“去甚(极端)，去奢(奢侈)，去泰(过分)；并提出“俭，故能广”的修身观点，说的意思还是俭以养德的古训。法家的代表人物管子在先秦其他学派消费思想上提出了“度”的概念，在其《八观篇》中提出“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多所生，生于无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管子在其《乘马篇》中进一步论述“侈则伤货，俭则伤事”的观点，说的是过度消费会造成供给匮乏，过度节俭会造成“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可见，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消费观的主体行为就包括奢侈，适度、节俭、吝啬四个级别，自百家废黜，独尊儒家的西汉到清王朝灭亡期间，在‘俭以养德’的儒家思想浸润和影响下，中国消费思想和文化的主流接受了儒家的节俭的消费观。例证中，像隋朝那样因奢侈无度而亡国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比比皆是，以至于很多帝王之家也兴节俭之风，雍正在《圣谕广训》道：“生人不能一日而无用，既不可一日而无财，然必留有余之财而后可供不时之用，故节俭尚焉”，雍正是不是自己这样去生活的，不得而知，但说的道理是明了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仍然提倡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全党要进一步增强节俭意识，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大多数国人依然秉承着节俭的持家方式，可见中国节俭消费观是有着深厚牢固的思想和文化根源的。
二、造成低消费现状的社会因素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低消费能力是生产力较低的主因造成的，那么到改革开放近30年后的今天，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逐渐提高，但我国的居民消费总量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2006到2008年间，我国居民储蓄的总量虽然达到了20万亿左右，但消费占GDP比重这几年一直在40％左右的低位徘徊，远低于2006年世界平均水平为61.4％，其中政府消费支出只占GDP的12％，也低于2006年17.3％的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敢花钱呢?造成这些现象的深层次社会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改革开放30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还没达到共同富裕，绝大多数人还在向小康生活目标奋斗。目前我国的大多数劳动者收入水平仍然较低，我国还属于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2007年末我国GDP总量虽然排到了世界第四位，但人均GDP只有约2500美元，同期世界人均GDP约7500美元；2007末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农村纯收入仅为人民币4140元，收入的多少直接决定了消费水平的高低，正所谓量入而出，刚稍稍超出温饱生活水平的中国要短期内使居民的消费水平大幅提高仍然将面临很多困难。
其次，在近30年的发展中，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速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特别是近五年来，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速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甚至已经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见表一、二)，这就使发展稍慢的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因稀释而下降。
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由于对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在促进经济又快又好(现在是又好又快)的政策感召下，在次贷危机发生以前，由于国外需求旺盛，国内需求潜力巨大，中国大量的政府和民间资本积极投资中国经济建设，在财富积累速度低于投资速度情况下，投资就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的发展，特别是2006年到2007年以股市和房地产为主体的虚拟经济体系的近两年急剧的泡沫化，个体投资者在非理性房产投资和股票投资中消化了多年积蓄的资本，伴随泡沫的破灭，损失惨重，消费也就受到冲击，这一点我们从近一年多的一路下滑的消费信心指数中已经显现了出来。另外，由于投资过度引起了生产性消费的急剧扩张，加剧了供需的失衡态势，致使PPI高位运行，CPI难以下落，促使居民将更多的储蓄用于投资保值，而没有加快消费升级的步伐，如2007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月度金融数据显示：10月人民币存款当月下降4498亿元，同比多降6020亿元。其中居民户存款下降5062亿元，同比多降5052亿元。这个数字创下了多年来单月储蓄下降的最大跌幅。
可以说投资过度是中国近两年来消费受到打击的最大的一只黑手。
第三，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个人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增速，生存消费比重较高，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升级。政府财政收入大幅提高，自2004年至2008年间，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最高是07年，分别达到12％和9.5％，落后于同年政府31.4％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这五年中，政府财政收入最低增长速度都达到17.0％，然而在这期间，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投入还很不够，公共消费偏低，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比重)逐年下降，但工薪阶层的大部分储蓄要还是更多的应对房租，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几大块。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教育、医疗、房租这三大块大约占居民消费的一半左右。另外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30多年的大背景下，伴随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由于对子女赡养父母的负担偏重的预期，大部分工薪阶层对晚年生活的忧患意识较重，造成了中低收入者有钱也不敢花的局面，其实这种因为对晚年低收入生活的忧虑导致在收入较高的时期加大储蓄的行为，从而影响到当期的消费状况的现象在西方经济学派中也不乏支持者，著名的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阿尼(Franco Modigliani)提出的消费生命周期假说(lire-cycle hypothesis)就强调了消费者在其中青年时期加大储蓄可以使其把一生中收入高的时期的收入转移到收入低的时期。
第四，中国的区域之间以及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收入较低，2008年初我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3265元，(当期农村纯收入为人民币4140元)，城镇人均消费支出11855元(当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中部尤其西部大部分地区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出现了一定的区域性贫富分化现象。如2007年末，广东省总人口约7900万，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达到22243.44亿元，而同期四川省人口约8700万，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7450.9亿元，人均持有量相差了3倍多，这还不包括人均固定资产和投资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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