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从理论上分析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对现代服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并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对我国服务业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表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对服务业存在负向影响,信息化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对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影响显著;同时发现衡量“五化”中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指标,与市场化指数和人均FDI地区差异明显。鉴于全国数据波动比较大,实证结果表明它们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关键词:“五化”理念;现代服务业;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不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其在增加就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何解决中国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且增长缓慢的问题亟待研究。本文基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对现代服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对影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对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以及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提供政策性建议。
一、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
长期以来,受传统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服务业一直不受重视。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两个指标在世界各国中都处于最后几位。198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仅为22%,服务业吸纳的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3%。同年,这两项指标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56%和6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增长较快,到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升至40%,就业比重升至32.4%。近30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特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上升前快后慢,20世纪90年代以前增长迅速,然后有一段停滞甚至下滑的时期,2000年以后基本维持在40%左右的水平上;服务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处于缓慢但持续上升的过程中,从1980年的13%上升到1995年的24.8%,而后又稳步上升到2007年的32.4%。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较低水平上趋于稳定,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20世纪80年代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可能是对以往多年重建设轻生活、重工农业生产轻服务业发展这种传统增长模式的校正和补偿,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缓慢增长则表现为一种“常态”(江小涓、李辉,2004)。虽然服务业发展滞后,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受服务业发展缓慢阻碍的影响。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增长速度,可见,服务业发展滞后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学者们通过分析得出这样的判断:我国经济还没有进入服务业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现象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
服务业比重稳定上升只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的发达国家才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则上升趋势并不明显,甚至有时还可能出现短暂的徘徊甚至下降(魏作磊、胡霞,2005)。工业化一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难以跨越的“卡夫丁峡谷”,我国的工业化任重道远(张世贤,2000)。我国目前仍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工业化程度仍然很低,当然也是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工业相对于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使得GDP构成中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徘徊不前。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缓慢是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所导致的,是由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但是,人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潜力,我国现代服务发展速度虽然缓慢但总体趋势还是良好的。
二、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因素的理论分析
作为一个产业,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不同服务业的发展所受的影响因素差异也很明显。所以,分析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应该从经济全局出发,细分各项经济指标,考察它们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本文结合“五化”理念,从服务业整体发展角度出发,分析影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各项因素,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配第—克拉克定律将产业结构发展过程描述为:“随着经济发展,劳动人口由农业移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移向商业和服务业”。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比重和服务业就业比重普遍提高的事实验证了这一定律。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各国服务业产值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人均GDP较高的国家服务业产出也相对较高,人均GDP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因此,用人均GDP来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服务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
2.消费需求水平。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是否随消费需求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服务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从较长时期看,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服务需求的一项重要的因素。消费需求对服务业的影响主要作用在生活性服务业。根据恩格尔定律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是分层次的,人们总是在满足了低层次需求后才会转向高层次需求。现代社会,农产品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属于最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工业品则是较高层次的需求,服务品中虽有一些也是基本的生活需求,如衣食住行等,但更多的是为满足高层次的享受和满足。随着人们收入增加,越来越大的消费比例将用于服务消费,换句话讲,也就是服务品的需求弹性高于农产品和工业品。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生活服务的需求,一些现代生活性服务产品在较高收入水平时才能大规模消费,例如旅游、高等教育、休闲、健身等消费。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类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由此可见,消费与生活性服务业的联系紧密,可用最终消费支出来反映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水平。
3.工业化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和市场不断扩展,产品的制造过程被分解成为一个个更细的专业化节点,大量的中间产品和加工过程独立出来,此时,连结这些节点形成分工网络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这些中间需求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部分。生产性服务业是为了满足中间需求,向农业、工业甚至服务业提供服务,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及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工业、建筑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主体。因此,工业发展状况对服务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服务业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服务业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高水平后往往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工业发展好的地区,业务机会较多,更容易促进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化程度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工业化水平是一个技术指标,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变量来描述它,这里仅仅用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表示工业化的相对发展状况。
4.信息化水平。由于服务业的许多工作需要手工劳动,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总体上比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慢,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滞后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是服务业就业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同时,服务业较低的价格弹性导致了“成本病”(Baumol,1967)。程大中(2004)使用1978-2000 年数据,较为系统地验证了Baumol的论点,结论是:中国的服务业除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务外,其它部门表现不同程度的滞后;服务业的需求几乎缺乏价格弹性,很容易导致“成本病”。传统服务业只有基于信息化才能加速发展,才能解决“成本病”问题。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基于信息技术上的先进管理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从国际服务业发展经验来看,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有助于服务业的增长,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信息化发展指数来表示信息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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