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本文从深层次理论分析的视角，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战略层面的问题。一、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农业本身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立足农业内部解决三农问题可能更为有效。目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只是在开放的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新的均衡，并不意味着农业问题的解决。二、大国的经济发展中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应当不同于小国，内需对大国的发展至关重要，是在关键时刻独善其身的基本保证。三、适时地提升经济增长模式，不能陷入劳动密集型的陷阱。提升的过程会产生出新的产业或新的就业岗位，所需要的只是学习和人民素质的提高。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农业问题；启动内需；经济增长模式
面对始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金融海啸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从经济学理论的深层次层面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战略问题。
一、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农业本身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
在农业内部解决三农问题比在农业外部解决三农问题可能更为有效
三十年前的改革始于农村，是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得农业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三十年后党中央又专门讨论“三农问题”，说明“瓶颈”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有必要从战略层面重新审视农业发展的思路问题。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再一次为世界粮价的上涨所证明。农业在任何时候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产品具有其它部门产品所不具备的功能，是不能被替代的。之所以把农业部门称为第一产业，也是强调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有了农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会有第二产业，有了第一、第二产业的蓬勃发展，才会有进一步的分工和专业化，才会有第三产业。这个序列是不能颠倒和跳跃的，拔苗助长式的跳跃只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以及孕育其中的靠农业支援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得农业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的改革被迫从农村开始。在如何发展农业，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上，我们深受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二元经济理论的提出者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初期，存在着二元经济：一元是传统的、仅能维持生计的农业部门，另一元是现代的、市场化的工业部门。刘易斯认为，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即当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价格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时候，按照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是无限的。由于这种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的存在，即使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工业部门或经济的巨大发展，也不会缺少不熟练的劳动力。由这样的逻辑出发，发展就被理解为不断地向现代部门转移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我们囫囵吞枣地认为农村有着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试图通过拔苗助长的城市化迅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并由此诱发了一系列消极后果。有必要澄清在此问题上的一系列误解：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着重点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该理论假定农村存在着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且劳动力的价格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按照这样的工资水平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工业部门可以成立，旧的工业部门可以扩张，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当农村相对封闭时，各种生产要素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得。一旦打破封闭，封闭状态下的均衡也随之被打破，各种生产要素会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通过流动寻求新的均衡。在通常情况下，城市的福利和工资高于农村，于是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劳动力会流向城市。刘易斯指出：“当农民的实际收入保持不变时，城市的工资却大幅度上升。这种对传统均衡的破坏导致更多的人进城或去矿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写照，精壮劳动力成批地涌向了城市，农村几乎成了空壳。这是一种新的均衡，它只是意味着劳动力被配置到了效率更高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农业问题的解决，农业的发展更难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的土地被撂荒，耕作更粗放。除非农业具有新的吸引能力，劳动力才会重新返回。
那么，农村是否真的存在无限供给的非熟练劳动力呢?在专事研究农业问题的经济学家舒尔茨的逻辑里其实是不存在过剩的劳动力的。舒尔茨认为，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农民已经实现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其效用。如果不改变技术水平，任何生产要素的流失，都会使剩下的生产要素按短边组合，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当前我国由于农村粗放劳动力的转移、耕地撂荒、影响了农业发展的现状，是支持舒尔茨的论断的。笔者的判断是农村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决不是无限供给。
(二)对城市化的误解以及城市化的泡沫
按照对二元经济理论的理解，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必须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于是有了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两种城市化：一种是有着产业支持，有着众多企业，为了聚集企业发挥产业集群效应自然形成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可以货真价实地吸纳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另外一种城市化是为了简单地消灭农民身份，没有产业支持和需求拉动的城市化，是带有“政绩工程”色彩的城市化，一方面是漂亮的广场和豪华的办公楼拔地而起，一方面是城市化的泡沫和资源的浪费，这其中被占用的土地却是粮食生产不可替代的要素。
(三)农业的发展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前提。农业不发展，工业和整个经济都很难发展
罗斯托指出：“农业生产要素的革命性变化是成功的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美国学者杰拉尔德·M·梅尔、詹姆斯·E·劳赫在其主编的《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中认为，“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革命，壮观的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他们生动地写道：“工业部门的大小取决于农业的生产率，农业能为工业部门提供需要消耗剩余的食物和原材料，农民的富裕状态使他们形成工业产品的市场。”18世纪末以来，工业革命几乎都是在率先进行了农业革命的国家发展起来的。就连刘易斯本人也认为，“除非农业生产也同时得到增加，否则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这是工业与农业革命同时进行的原因，是农业停滞的经济中看不出工业发展的原因。”
为什么农业的欠发展会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瓶颈”呢?首先，农业不发展导致的粮食短缺会推动整个社会工资水平的上升；其次，农业的不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十分有限，有限的农民收入会影响到一国的国内需求。当一国实行启动内需的政策时，这种影响将会凸现。
理论的分析和现实的证明都说明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审视农业的发展，实际上农业完全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在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舒尔茨列举了大量的这方面的例证。西欧是一个古老而拥挤的工场，人口密度比亚洲大得多，而且农田也很贫瘠，但它仅在二十年前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展了农业生产。例如，意大利和希腊的人均可耕地比印度少，而且农田比印度的贫瘠，但它们分别以每年3.3％、5.7％的增长率发展了农业生产，而印度的增长率每年只有2.1％。在1950年，西北欧的农业就业人数减少了20％，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却提高了50％。舒尔茨的结论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条件。
美国的农业是美国经济的亮丽的增长点。舒尔茨写道：“美国农业生产的成功戏剧性地表现为生产过剩，大量出口以及提出各种减少产量的政府计划。尽管这样，在1940年到1961年间，农业产量仍然增加了56％，而耕种的土地大约减少了10％，在农业中的劳动力减少了大约2/5，因此，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几乎是工业的三倍。目前还看不到美国农业的终点。”在我国不少省份，农业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例如山东、海南、内蒙等省和自治区的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等。
那么，到底应当如何促进农业的发展呢?舒尔茨的结论是通过改造传统农业，使其成为现代农业。杰拉尔德·M·梅尔、詹姆斯·E·劳赫在《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里曾深刻地分析了城乡发展失衡的原因，阐述了进一步的解决思路，他们指出：“城市被迫竭尽全力扩展公共设施——水、公共交通、学校、医院等等——这将耗去大量资金，可以用于农村的资金所剩无几。因此，城乡在生活福利设施方面就愈发扩大，移民潮流由此增加。城市失业的问题无法通过为城市花费更多的钱来解决。基本的解决办法应该是让乡村具有经济上的生存能力，拥有更多的耕作地，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建设更多的乡村工业，以及更好的社会公益设施。”
从以上的经典论述可以得出，解决农业问题的正确思路是：1 力争在农业内部解决农业问题，通过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的形式解决农业问题。2 不要人为压抑农产品价格，让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指引资源的流向，把更多的资源吸引到农业生产领域。3 加强对农业的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对农业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通讯、教育等的投入。投资于城市边际效应会递减，投资于农村可以使总体投资效用最大化。
二、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小国，内需对大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形成了比较大的外贸顺差，积累了较多的外汇储备，提高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然而一旦对外贸易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随之而来的是与之相伴的各种问题：(一)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甚大。例如2004-2007年，世界经济处于一个较快地发展时期，对中国产品有着较大需求，我国经济就会同样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当前，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契机，世界经济发展普遍放缓，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甚大。(二)在以外需为主要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的情况下，由于原材料在外和产品销售在外，上游产品特别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会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这是通胀的输入。输入性通胀会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就是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的状态。(三)把当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存而不论，在通常情况下巨额的贸易顺差所形成的流动性过剩也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四)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逆差的国家会要求保持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比如美国会一方面使美元贬值，另一方面则要求人民币升值，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产品出口的难度。这些分析说明，把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放在外需上的模式，在当前，特别是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遇到了种种挑战，使我们很难独善其身。
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重新阅读经典经济学论述，我们发现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不同于中小国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特别针对中国的情况写道：“中国幅员辽阔，居民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支持巨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霍利斯·钱纳里在其著名的《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中进行了大国发展模式与小国发展模式的比较。钱纳里根据大量的实证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大国发展型式的主要特征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国家越大，且政策的内向性越强，它的经济就越趋于封闭经济的情性。在整个转变时期，典型的大国型式具有占国民生产总值12％的出口额，假想的半开放国家的出口额占6％。”小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大国。“那些在大国中导致有限贸易和平衡增长的因素在小国中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后者具有较少多样性的资源和较小的市场，这就使对外贸易的利益增加了，对大多数小国而言，外资也更容易得到。”钱纳里和斯密的论述对我国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并不否认对外贸易对于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我们更应当重视内需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广大，忽视内需、过分依赖于外需拉动经济，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且在面对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时会非常被动。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因为资本的缺乏应当更多地依赖对外贸易，那么在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资本积累，且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应当不失时机的转换经济增长模式，注重内需的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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