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经济全球化一在风险中前行
5月21日，本刊以“中国经济全球化——中国策略”为题邀请国内专家召开了座谈会，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从中国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风险角度做出了分析。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从历史的角度和全球化的趋势来看，近现代有3次全球化的浪潮。第一次是1870年到1913年，奉行对外扩张政策的美国与依托农业大力发展工业的德国把握住机会崛起了，但在此期间大规模输出资本的英国，商品贸易由顺差变成逆差，衰落了：第二次浪潮是1950年到1973年，这次浪潮把握住机遇的是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品的加速创新与互联网的全球传播使这次全球化无论是在深度、广度还是速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这次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讲，其意义总结为两句话：第一句话，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另一句话，这也是中国国际问题的矛盾凸现期。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全球化目前已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在这个背景下，有三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思考和探求的。
第一个问题，这一轮的全球化会以什么形式终结
难道这次全球化就是永动机，永远的开放、开放、开放下去?一定不会是这样的。第一次全球化的终结是第一次世界战争，第二次全球化的终结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滞涨和两次石油危机。那么这一次呢?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IT泡沫的破灭，是否与此次全球化的终结有关系?这次经济危机何时结束?如果还没有结束，是不是意味着未来要面临更大的全球失衡所导致的全球性大危机?进而使我们现有的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军事和国际社会的框架发生改变?在这些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中，中国又会涉及到另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是否会在今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家，即便全球化的下一步走势酝酿着更大的风险。
回顾现代历史，二十世纪以前的世界第一大国是英国，第二是美国，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美英之间角色转换了。接下来的世界第一大国是美国，而第二大国是前苏联，僵持了45年的冷战，其结果是前苏联崩溃了。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国是日本，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停滞了20年。近10年来发展形势良好的欧洲目前又遭遇主权债务危机。这一连串的矛盾和全球化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世界进入后危机时代，G2结构被越来越多的人谈论，中国如果真的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家，这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还是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
全球化势不可挡，那么全球治理的最高点将成为全球争夺的重点。现在很多人讲G8、G20，还有金砖四国，这些都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全球是否会形成一个南北共治的体系。针对全球化的趋势有一种批评，就是过去的全球化太强调自由化、便利化、过度开放和市场化，而对发展的主题和全球公正的保障系统忽略了。未来的全球化治理结构到底是单极的，还是多极的，亦或是各种多元的组合?这个问题如果国际社会解决不好的话，全球化的终结乃至全球化内部矛盾的爆发将很难避免。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内容已经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层次，过渡到金融和科技的自由化层次，金融开放和金融全球化与此次金融危机是有关系的。此次金融危机还暴露出一个问题，即全球化失灵，就像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一样。全球化的下一个趋势将是资讯和价值观的全球化，这有可能引起国际社会更大的冲突。那么就涉及到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全球化看起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来越开放，但究竟是谁在管理全球化呢?危机爆发后，又是谁来承担调整的责任呢?
客观来讲，中国在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浪潮中，是一个受益者，过去30年的发展是相当快的。当中国进入到金融和科技全球化的层面时，就遇到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中国如何面对世界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此次金融危机中国所受影响较小，还得益于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够开放。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化一定会更快的发展下去，中国金融市场和世界金融市场的联系将更紧密，如果这时发生一场金融危机就很可能让中国经济倒退十年、二十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下一步的全球化中新的经济优势是什么?中国在全球化中如何防范风险?这些都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全球失衡，让中国承担一半的调整责任是不公正的
2009年美国“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在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指出，这场危机跟全球经济失衡是有关的，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责任，美国和中国应该各占一半的。如果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全球失衡，那么全球化目前的矛盾也是全球失衡，即1990年至今这场超长周期的失衡导致了此次危机。全球失衡指的是经常项目的失衡，经常项目的失衡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太大，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太大，各自在全球所占的比例太大。而且“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危机以来中国所创造的美国贸易逆差在美国全球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很快。该报告试图说明，由于中国出口太多，美国进口太多，中国储蓄太多，美国消费太多，导致了美国此次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
实则不然。表面上看，中国出口太多，顺差太大，中国2009年的顺差仍然以加工贸易顺差为主，加工贸易顺差占到中国顺差的135％(2009年我国总的贸易顺差1960.61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为2646.4亿美元)，而加工贸易本身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2009年美国某报告中指出，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的顺差，95％是加工贸易，其中90％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简而言之，中国的顺差是全球化分工的结果，造成顺差的主体是外资跨国公司。那么在全球化失衡中，让中国承担一半的责任，是不公正的。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果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责任不能合理分担，将会成为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矛盾内部凸现的一个主要风险。
从本质上来讲，全球经济失衡其实是金融失衡。金融全球化、金融开放使得华尔街能够在全球动员各种金融资源，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即美国国民负储蓄的同时却有用不完的过剩资本，要用次贷的金融方式消化过剩资本。为什么华尔街能这么做?为什么国际投行能这么做?究其原因也很简单，无论是美国还是全球，金融的监管和治理都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问题。从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角度来讲，一个同质的华尔街肯定不能对冲这种系统性风险。世界面临今后更深一步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如何解决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中国下一步该如何走
面对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金融风险与可能出现的矛盾，中国最重要的是自主调整，这涉及到发展模式的调整，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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