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美国因素对中国经济转轨的影响
[摘要]中国经济转轨过程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世界主题的转变,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转轨目标的确立到转轨过程中的关键选择,再到转轨的压力和动力的形成,甚至于当前转轨的深化都有美国因素的明显影响。关注外部环境对经济转轨的影响是对制度经济学的有益探索。[关键词]经济转轨;美国因素;外部因素;全球化
[作者简介]王前强,广西医科大学人文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21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0-0036-04
以往关于中国经济转轨的研究更多地是着眼于国内因素,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因素重视不够。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域也更多地集中于特定的内部因素,对国家转轨的外部因素有所忽视。当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这种忽视可能会对我们的理性产生严重遮蔽。实际上,国际因素对经济转轨的重要性在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转轨过程中就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太大而且总是强调自己的特色,所以容易让人产生较多的困惑。没有适宜的国际环境,转轨的成功可能是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研究中国如何积极利用美国因素而又巧妙地坚持自己的特色的转轨过程,对于成功的经济转轨意义重大。论文代写 http://
一、中国经济转轨的环境: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首先在世界上推行的是废除殖民地政策,同时致力于建立以法律规范的国际秩序。例如,在国际贸易上不再允许以武力解决利益冲突,而是由律师协商解决纠纷。比如说,当年的英国跨国公司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军队,而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则以律师当道。虽然伊拉克战争使人感觉当年大英帝国的武力行为似乎大有再现的势头,但至少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势力与其说是来自其武器的“硬实力”,倒不如说是来自其以“民主与自由”为核心价值观所带来的“软实力”。如果说美国帝国今天已经存在的话,那么以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主要是建立在那些无形的制度与社会价值观上。因此,美国主导的秩序至少比当年英国、西班牙主导的单极秩序更“讲理”。在诺斯的制度变迁模型中,制度变迁是一个系统的转变过程,不管是渐进式变迁还是激进式变迁,结果都是由国家的内在制度决定的。中国的渐进式转型既不是完全通过国内制度调整来适应国际力量,也不是事先有着非常缜密的制度设计,完全是国内制度设计的结果,而是更贴近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但中国的经济转轨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的重大事件,美国是全球秩序的主导性国家,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几乎同时进行转轨改革的俄罗斯也不例外,张丽认为:“在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启动与演进过程中,政治因素及国际因素如影相随,影响着转轨方式的选择,其中,美国因素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参照物。”简历大全 http:///html/jianli/
中国在20世纪60-70年代长期处于经济停滞之中,原因有两个:一是体制缺乏激励机制,二是与世界市场相隔绝。要改变这种状况是困难的,原因在于:一是制度的变化受到国内政治约束,二是利用世界市场必然要突破美国防线。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邓小平进行了尝试,从政治体制开始进行改革,改变对美国的对外政策,逐步使经济改革走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轨道。
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献中被使用的频率愈来愈高,而且受到各国政界的高度重视。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通常仅从技术层面理解经济全球化,而忽视它事实上还包含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制度的融合。对后一层面的理解,离不开计划经济国家市场化取向的制度转型。这种转型是经济全球化真正得以实现的基础性因素。沿着这一逻辑思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也只能从制度的层面给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正被愈来愈多的民族国家采纳和应用,在这种情形之下,正在出现世界范围内经济运行“游戏规则”的同质化进程。这两者互为依托,相互促进。中国经济转轨尽管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仍然是这种同质化进程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陆续启动市场化的经济转轨进程,人类社会进入到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日益成为普适制度。面对新的外部经济环境,面对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旨在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最终也别无选择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自己的转轨目标。如此一来,中国以及在此时代进行经济转轨的国家就不可能是一种完全自主的行为,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和策略设计就不能完全以我为主。因为,要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国就必须接受以美国为首制定的全球经济规则,国内的经济制度必须与全球普适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接轨。因此,与俄罗斯一样,美国因素对中国经济转轨的重要性益发显要。作文 http:///zuowen/
二、美国因素对中国经济转轨的促进
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转轨,我们会发现从改革的初始条件到转轨目标的选择以及改革的全过程都有美国因素的深层影响。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企图通过经济转轨而把中国塑造成一个美国式的国家(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几个重要阶段可以说都隐含着对美国模式的学习与借鉴。这样一种美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内在勾连的经济改革之路,在30年的时间里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那些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及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痛加挞伐的态度是相当片面的。
1、美国因素影响中国经济转轨目标选择
诺斯认为:“转轨的动机来源于体制外存在一个绩效更好的样板。”1979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美国,陪同他出访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他,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在1978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在小范围谈及中美建交问题,称“这确实是个大局”。这里所说的“大局”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层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两个问题的战略考虑。在那篇文章中,袁明用一句话精辟地概括说:“美国因素的影响,说到底,就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外力’。”她信手举出了一些“最通俗和形象”的例子:美元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天天在五洲四海飞行的中国民航的波音飞机,如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进修生赴美学习深造,吸引着大批中国观众的好莱坞大片,“细细数来,真是不胜枚举。” http://
2、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中国经济转轨创造了初始条件
毛泽东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如果不是毛泽东当年作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性的决策,1979年搞改革开放就要困难的多,因为没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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