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基于房地产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过问题
【论文关键词】：房地产；增长
【论文摘要】：最近几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场面，房地产的发展，对拉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弊端。文章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一、房地产能拉动经济增长的原由
凡经济发达国家，房地产业不是支柱产业也是发达的产业，其经济发展与发达房地产业对经济拉动相关。房地产业的拉动或"波及效应"特强，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1．房地产业发展需要国民经济中许多部门和行业撮供物质资料，与之配合发展
我国中70％是消耗，由其他部门和行业出售产品配合的。发展房地产业需要国民经济中的建材、设备、、冶金、陶瓷、仪表、森工、化塑、玻璃、五金、燃料动力等许多物资生产部门和服务行业的产品生产和劳务提供相配合，从而"波及"、拉动其发展。
2．房地产业发展结果的房地产品，为国民经济许多部门和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场所
开发营建出了房屋，能为商业、家具业、家用电器业、房屋装修业、园林花木业、家庭通讯业、搬家公司、房屋业、物业业、家庭特约服务业、房屋买卖中介业等等的发展提供前提和发展场所。第三次产业的主要生产资料是房屋，有了房屋为其发展提供了前提，促进其发展。
3．房地产品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是综合性消费、波及和带动生活消费的方方面面
房地产的消费使用特别是住房消费是种综合性消费，波及吃、穿、用、住、行、娱乐、健身、学习、社交、享受、发展等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住房有高级低级之分，高级住宅不仅是生存资料，还是享受发展资料，世界某著名家说：“人造房屋，房屋造人”。
因而，发展房地产业，提高居民住房消费水平，从住房综合消费方面讲，为人们生活其他方面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促进生活消费水平全面提高。就行来说、我国有些人想买车，就愁无停车之所。若住房水平提高，家有车库，想必促进轿车进家和消费。再如健身娱乐消费，不少家庭苦于住房窄小，想健身消费也不敢购置健身器械。总之，住房水平提高和居住 改善，可促进生活消费的多方面，拉动多方面产品销售和劳务交换。
正因为房地产业发展有强烈的"波及效应"，有多方面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所以国际上对发展房地产业有如下的和记录：发达国家房地产值增加1个单位，带动相关产业产值增加l、5单位到2个单位。据上海科学院1981年对我国投入产出表的研究表明，我国住宅业每投入增加1亿元，其他23个相关产业增加1．479亿元的，其中建材、冶金、业、机械工业等四部门增加投入0.70亿元。有学者估计发展房地产业直接间接可带动60多个部门和行业的发展。为此，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初期就指出，要将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96年我国政府在制定"九五"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提出将"住宅和汽车要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的思路。
二、我国启动房地产不力的诸多问题
为发展房地产业拉动国民经济，政府出台了减少税费、降息、公房售给个人、推行抵押贷款、开辟房屋二级市场等诸多政策措施，对促进房地产投资和发展房地产业不能说没起作用，但并不理想。其原因在于我国存在不利于住房产品有效实现的根本的深层次的问题。
1．生产与消费不协调，消费率低
发展房地产业拉动经济是有条件的，就是房地产品的实现。投资开发房地产最大的问题也是房屋实现。投资开发房地产既起需求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但又有供给效应，并且这是投资本质上的效应。若投资开发房地产不能产生需求效应，不能实现，对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只起饮鸩止渴作用，并加剧国民经济中房地产品积压。若投资开发房地产品有需求效应，能顺畅出售，对国民经济的拉动的乘数便大，房地市场供需运行保持良性状态。
但投资开发房地产品有需求效应，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乘数作用大，必须国民有合理的最终消费率和有货币购买力。然而我国近2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虽居民最终消费绝对额也不断增长，但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1996年与1981年比,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下降10.6个百分点。原因在于1986年到199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比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少4个百分点,比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少2.6个百分点。于是导致这个时期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比"六五"时期的平均水平下降12个百分点；1998年这一比重为41.4％，比"六五"期间平均水平下降近2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的国际平均水平为60％左右。
著名发展家钱纳里等人进行一次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时消费率一般为61％，1997年我国人均GDP为860美元，但我国的消费率仅为47．5％，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我国消费率如此之低。是长期以来实行低工资和人们的收入增长率落后于GDP增长率积累而成的。这种情况导致产品积压，影响再生产顺畅进行。就拿开发出的住房讲，改革初城镇人均住房3个多平方米，现在不少城镇人均已超过l0平方米，并且房价翻了几番。然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到1997年只增长2．11倍，而现在各地还在大量投资开发。生产与消费不协调，消费率过低，是房地产难以启动的症结所在。
2．住房体制的转换不对称
改革前我国实行低工资制，职工和干部的劳动报酬实际上是以货币工资和实物报酬两种形式付给的。货币工资管吃、穿，实物报酬管住房、医疗、学习等。这与当时"一大二公"的左的思想、体制相适应。产品价值(c+v+m)中的v人为缩小，m人为扩大，职工住房基金等由扩大了的m收归，国家融资建房，住房国家所有，职工无偿使用。住房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转换财政公共融资体制为个人融资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
住房基金进入职工工资，由职工个人融资到市场购房消费，政府再不福利实物分房。现在房改中也正是这样在改，一方面给职工住房补贴，一方面要职工货币购房。但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不对称不协调，职工货币购房是马上要将钱拿出来，而政府给职工的工资补贴是雷声大、雨点小。试想现在除沿海城市外，全国绝大多数城镇的年均职工收入才几千元左右，前几年更低。现在突然一下要拿出几万元、十几万元购房确有困难。就是实行抵押贷款，一个月支付本息几百元，不少职工也望而生畏，银行也不敢贷放。本来消费率过低，加之住房融资体制转换不对称，使房地市场的启动更加困难。
3．"二律背反"和人们预期失衡
当今要让人们乐于投资购房和启动房地产，关键在于居民心理预期信心十足，消除购房的心理障碍，对未来收支充满信心。但要居民对未来有信心，应有适当的消费政策、制度。消费政策说到底只能调节两个平衡关系：一是个人的用于投资与用于消费的平衡关系；二是即期消费与远期消费的平衡关系。用于投资多就用于消费少，用于近期消费多就用于远期消费少。
但现在的政策是：一方面鼓励人们投资股票，解决国有企业的筹资问题，变间接投资为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又以各传媒宣传鼓励人们到市场购置相对过剩商品，鼓励人们花钱。一方面让人们快花钱，现在就花钱，购买市场当期消费相对过剩商品，另一方面又推出房改、医改、改，特别是购房，为远期消费负更多责任。一方面是下岗、就业难，收入预期不容乐观，另一方面支出预期增多，居民对未来收支的心理预期失去信心。政府政策将解决当前国民经济中的重大难题和解决房屋积压问题，都压在银行储蓄存款6万亿上。
这里不谈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因素，也不谈80％居民只占储蓄存款20％，仅就我国12.5亿，人均存款才5000元左右，家平(3.8人)才1.7万元，一般居民家庭户平存款就更少了。在收入预算减少，支出预期增加，就是实行抵押贷款购房，人们对购房也拘谨起来，即使家庭有少量存款，居民为了生活安全，储蓄谨慎功能就起主导作用，不敢贸然取出购房。
4．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在我国一个人均GDP处于低水平的国家，当前最终消费水平58.8％，居民消费水平47．5％的明显偏低情况下，近几年来收入分配差距又不断扩大。
据国家统计局1995年对全国3．5万户城镇居民和7万户农民抽样证实，199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83元，人均生活费收入3893元，均比1994年实际增长4．9％。1996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生活费支出，又均比1995年实际增长4％以上。但与此同时在人均收入增长中居民收入的减收面又不断扩大。1994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减收面为37．9％，比1993年同期扩大2．7个百分点；1995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增长近5个百分点的同时，却有41％居民收入减少，比1994年居民减收面又扩大了。特别是减收面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中。1997年到1998年我国城镇人均收入仍呈增长趋势，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不景气导致大量职工下岗，收入减少，减收面仍集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甚至差距悬殊。这种收入差距表现在不同群体间，例如私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里雇主收入一般为普通工人的10倍，有的高达100倍以上。
有人估计现在我国百万富翁超过百万户，并有10多个超过亿元的富翁。这种过大的收入差距表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上，20世纪80年代为28.8，90年代为38．8，贫富差距扩大。这种过大的收入差距反映在居民储蓄存款中，占人口总数20％的富人，拥有6万亿存款的80％，而占人口总数80％的居民，仅只有6万亿存款的20％。
生活消费支出中呈现规律是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低收入阶层的货币边际效率高于高收入阶层的货币边际效率。据1996年对36370户和1997年对37890户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结果的分析，也证实以上原理。1996年到1997年我国最低收入户消费支出增长率为0．25％，最高收入户消费支出增长率为12．78％，从纵向可以看出在人们收入提高过程中，消费支出的绝对额相应增长。但是最低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收入户的需求弹性系数，即消费支出增长率与全部收入增长率之比，最低收入户为2．5，最高收入户为1．13。这就是说前者增长的收入比后者增长的收入，有更大的比例用于消费支出。而我国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近几年减收面扩大，且减收面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中，增收面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群体。这就导致1981年到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由0．84下降到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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