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新矛盾视野下构建和谐武汉的发展思路
论文关键词：发展模式； 和谐武汉； 思路
论文摘要：2007年12月8日武汉城市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友好型(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社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构筑和谐武汉城市圈的过程中面临着新的矛盾，在这个阶段，进一步创新发展模式，构筑和谐武汉是广大人民的愿望。
一、 构筑和谐武汉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1. 构筑和谐武汉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大指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从社会建设过程看，构筑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只有构筑和谐社会，才能实现全面的小康。在新的发展条件和新的发展起点下，武汉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21世纪头20年，从经济、、等方面，不断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富民强市，力争提前实现GDP第一个翻番和第二个翻番，完成提前进入全面小康社会门槛、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超前完成化等主要发展任务。
2. 构筑和谐武汉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方针，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同样，也统领武汉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和谐社会强调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是从发展理念、发展思路等方面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是从发展角度求和谐；构筑和谐社会则从社会关系、社会状况等方面反映和科学发展成效，是从和谐角度促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汉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以构筑和实现和谐社会来验证，同时，武汉要构筑和谐社会，也必须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基本要求。
3. 构筑和谐武汉是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这个阶段，武汉进入了一个发展改革的攻坚阶段，既要保持经济社会较快的发展势头，在顺势增长中消化前期赶超型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社会矛盾、体制缺陷和体制性矛盾，又要加快推进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形态的转变等等，既面临发展任务，又面临调整任务。要顺利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花大力气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大力促进社会和谐，积极构筑和谐社会，为武汉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4. 构筑和谐武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根据 “十一五”规划，202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武汉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的需求和愿望也发生了变化，从追求温饱向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追求社会的法治诚信、追求社会的安全稳定、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转变。而我们所要构筑的和谐社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是一致的。而且，在构筑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是主体。要构筑和谐社会，就必须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充分尊重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为人民群众的创业创造活动营造一个良好环境和氛围。因此，和谐社会的构筑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去创造、去实践。
二、 武汉和谐发展面临的矛盾
根据已公布的2007年前三季度数据计算，2007年武汉加入中国城市GDP“3000亿俱乐部”，这表明武汉经济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发展阶段。世界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这是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体制转换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构筑武汉城市圈和和谐武汉，面临许多矛盾和新问题：
1. 经济增长与人民收入增长不尽平衡的矛盾。近几年，武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与经济发展程度比，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还应加快。2005年上半年，武汉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类城市中的排位仍居第14位，与上年持平。近两年居民收入增幅虽有提高，但在同类城市中仍然靠后，特别是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贫困呈扩大趋势。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总体偏低，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却非常明显。城市居民中最高收入户是最低收入户的6.8倍，居民中的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之间的差距也靠近5倍，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则呈扩大趋势。反映在消费水平的差距上，最低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徘徊在50%左右，乃至50%以上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以上，消费水平仅处“生存”层次。而10%的最高收入户恩格尔系数为25.8%，低于平均水平12.6个百分点，消费水平处“享受”和“发展”层次，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相差近20个百分点。在利益关系和新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低收入群体，影响整个社会分层结构的优化，制约着和谐社会的建设。
2. 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从产业结构来看，武汉市2004年实现生产总值1956亿元，比上年增长14.5%，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5.7：44.6：49.7变为5.3：46.2：48.5，虽然有所优化，但调整的幅度偏小，速度偏慢。第一产业比重仅下降0.4个百分点，比重仍然过高。第二产业的比重虽然有所上升，第三产业却下降1.2个百分点。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武汉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制造业发展仍处于由传统制造业为主导向以高新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制造业转轨的阶段。武汉是个老工业基地，传统工业的比重大，传统体制的惯性作用大，产业层次较多，竞争力不强，产业集中度不高、聚集效应不强，这些都制约着武汉制造业做大做强，影响着武汉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致使武汉与广州、南京、成都等同类城市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步拉大。从所有制结构来看，武汉的民营经济是一大弱项，与同类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其原因固然与武汉创业的“土壤”不够肥沃，束缚人们创业活力的“框框”较多有关，但问题的症结更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体制转轨和产业转型时期，武汉在发展政策上摇摆不定，错过了民营经济发展的最佳机遇，致使其成为武汉今日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必须重新选择发展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施可持续。
3.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我国最为突出的不是区域经济社会差别问题，而是城乡二元化差别问题。最为关键的是要在城市化中繁荣农村、富裕农民。武汉市农村国土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89.5%，农村人口占全市人口的40%，但增加值仅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从1985年的1.35：1扩大到2004年的 2.42：1。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一是经济总量小；二是农村工业化滞后；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田、公路、自来水供应等方面的欠账款较多。四是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郊区农村城镇化率较之长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城镇化率低达近20个百分点。实践向我们阐释了一个基本判断，解决二元化结构的目的，不仅要改变差异的经济结构，还要改变产业布局结构和社会形态结构。近几年，武汉调整重组了一些乡镇，但布局仍然分散，建设水平仍然偏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因此，城乡重组的力度还要加大。
4.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矛盾。从长期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应齐头并进，两条腿一样长，才能走得稳，走得好。否则，就会出现“快增长、慢发展”，甚至于“有增长、无发展”。武汉各项社会事业经费缺口较大，用于社会事业经费的投入水平较低，公共财政对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多年处于“缺位”状态。武汉地区科技实力雄厚，但科技人才流失严重，科技成果的转化程度不高，对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贡献不大。武汉作为人才和科教大市，人才资源总量在全国大城市中位居前列，然而人才资源的开发上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人才结构不合理，高层次人才短缺，技能型人才偏少，农村实用人才不仅短缺，而且后继乏人。这种状况，既与人才开发的政策与激励机制有关，也与结构和教育发展的失衡相关。
5.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不同步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已与世界经济体系融为一体，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政治改革没有很好跟进，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导致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适应；其次，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到位，导致效能与经济发展要求不适应；再次，由于我国基层组织建设，特别是乡村与城市社区组织建设力量相对薄弱，但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社会阶层的不断变化，个体意识的增强，对基层组织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基层民主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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