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试析“刘易斯转折区间”语境下的公司社会责任解构
[论文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刘易斯区间；劳资；CSR
[论文摘 要] “刘易斯拐点”及其中国式表现“刘易斯区间”提供了观察劳资关系的新维度：前者成为善待劳动者的起点；后者则是企业责任建设的良机。CSR从概念演化成国际性运动，CSR的、、、自愿(慈善)的深度解构表明，劳动者保护是其精髓。
一、“刘易斯转折区间”：“刘易斯拐点”的中国式表现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路径，即资本与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所带来的红利，使企业得以克服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参与国际分工，使CDP实现了近10％的增长；并且资强劳弱的劳资关系被当作比较优势。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中的第二阶段，形成的相对富余的劳动力资源以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口现象。
然而，2007年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却给人以警醒：我国正由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变，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这个拐点就是“刘易斯拐点”。1954年，刘易斯——迄今唯一的诺贝尔奖的黑人家，基于其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在《曼彻斯特大学学报》上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指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传统生存部门和少量的现代部门，传统部门有大量边际生产力很低、为零甚至是负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对生产不仅无助且是一种阻碍，其只能靠取得生存工资生活；故城市现代部门可以以稍高于生存部门的工资得到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其发展在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被吸收殆尽之前以不变的工资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从而持续获利；一旦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转移出去，劳动力工资将大幅度上升，两个部门都将以工资雇佣工人，整个经济就由二元转为一元。可见，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会持续大规模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保持相对低廉；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结束，必须提高工资才能继续转移剩余劳动力；而当非农产业的发展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则城乡边际劳动生产率基本相等。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即“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往往有正相关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前兆。
我国自2004年始出现的“民工荒”，正是人口红利行将消失、“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征兆。2004年以前，农民工工资一直未见明显增长，正是典型的二元经济表现；但2004年～2006年，其工资分别增长了2.8％、65％、11.5％，增速的明显加快，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现端倪。不过，关于我国目前已到拐点的判断似乎与亚洲的经验不符。日本、我国地区、韩国于1960年、1970年、1980年前后分别进入拐点时，其农村人口占比已下降到30％、37％、34％，而我国目前农村人口占比仍高达约60％。因而“民工荒”并不意味着已到了“刘易斯拐点”，而是“准刘易斯拐点”，即中国式表现“刘易斯转折区间”(简称“刘易斯区间”)。可见，从人口红利到“刘易斯拐点”的转变既是一个总趋势，又是一个劳动力由供大于求到供求平衡再到供不应求的较长期演变过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会很大，但边际变化趋势不可逆转，目前正处在“无限供给—相对剩余—短缺”链条的中间段。
二、劳动、资本、技术与企业社会责任：后人口红利时代的互动调适
据上分析，我国已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非农部门的技术进步主导了劳动力需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演变为技术、资本和人口因素之问的相互关系，并且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其中的重要变量。由此形成了互动调适关系。
一是劳动、资本、技术的互动调适。“刘易斯拐点”蕴涵丰富而深刻的经济发展含义。“刘易斯拐点”正是经济从粗放增长到科学发展的转折关口：拐点之前，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和资本投入驱动，拐点之后，经济发展则依靠生产率的提高推动；而“刘易斯区间”则是经济成长从简单要素驱动到技术要素推动的过渡期。因而这一区间的运行状况，就直接决定了这一拐点是否到来或何时到来，也是将拐点化为积极因素的关键。为此，实现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必须好中有快。“好中有快”的内涵，其一，“刘易斯区间”半熟练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力的逐步减少，与产业优化升级后对于中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容纳弹性降低，正好实现了动态的平衡；其二，必须将现存的庞大的劳动力数量转化为优势。“刘易斯拐点”是发展中国家很难绕过的一道坎，国际成功经验证明，以质量替代数量，是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因人口素质提高可部分抵消人口红利消失的负面效应，因而既然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就必须应对与之伴随的“人口诅咒”——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廉价劳动力优势时，却渐渐失去了创新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二是劳动、资本、企业社会责任的互动词适。其集中表现，其一，“刘易斯区间”正是劳资矛盾的频发期。如果说劳动与资本的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原生层面的资源配置，那么劳资关系就成为正在走向成熟市场经济的我国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劳资和谐则社会和谐，劳资紧张则社会矛盾突出。当下的后人口红利时代，正与人均CDP进入2000美元～3000美元区间所出现的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期交织，而这也正是当前社会转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过渡时期。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倒J理论”——国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不是经济增长的停滞期，而是发生在经济持续增长突然停滞开始下滑的那个拐点。就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其二，“刘易斯拐点”成为善待劳动者的起点，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良机。库兹涅茨的倒U字形曲线——收入不平等先上升后下降的转折点，与“刘易斯拐点”的内在联系，提供了观察劳资关系的新维度：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点，一定会有一个跳跃，而这个跳跃首先就表现在对劳工的保护上。无疑，更加自觉和有效地保护劳动者，就成为企业建立“公司良知”的重要抓手。
三、从概念到国际性运动：CSR彰显劳工保护的精髓
由于1920年代资本的不断扩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如贫富分化、社会贫困，特别是劳工问题和劳资冲突等，公司社会责任(CSR)概念被提出，到了1980年代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所造成的以劳工问题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复杂呈现，CSR概念或思想，在两种力量的合力推动下，已演化为声势浩大的国际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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