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传统市场与产业组织——基于中国传统市场的一项制度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发达的中国传统与滞后的产业组织？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欧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几乎得到了公认。按照一般的而言，产业组织应该较早地发展起来。市场的功能不仅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还能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市场的发展促进产业组织的产生，大体经过如下进程：
市场扩大促进效益提高——促进分工与专业化——交易费用上升——组织出现
交易费用的上升，是由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结果，而新的经济组织（包括企业组织）的产生则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中国的产业组织在传统时代成长滞缓，一直困挠学界的“萌芽”，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始终停留于萌芽阶段，迟迟不能破土而出。同时，中国的行会组织也一直是弱化的，尤其是手行会。这其中必然存在一种制度性的障碍。因为，按照制度的看法，“如果企业不存在，那么就会有一种更强大的趋势使市场在组织上膨胀，并且使更多的交换活动归于其中。”（霍奇逊，1993：216）
是哪些什么环节存在障碍？为什么发达的中国传统市场不能催生出企业等相关经济组织？当然原因是复杂错综的，涉及、等各个领域，由于市场与产业组织的高度关联性，本文将就此进行探讨，其他因素则不拟展开。
二、市场与产业组织的产生：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企业组织只能在市场中产生，但是否市场发展必然产生企业，市场越发展企业越能从中产生？
科斯（1994）认为，分工经济并非企业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只有当企业制度能节省交易费用时，它才能替代市场。这一观点由张五常（1996）等人进一步发展。企业就是用劳动市场替代产品市场。诺思（1994：230-231）说，既然科层组织的纵向一体化意味着要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那么，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将是组织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费用。
钱德勒（1977：7；11）认为，过去通过市场配置的资源与产品可由企业来实现。“通过将生产单位与采购、分配单位几方面的相结合的办法，可以减少获取市场和货源信息所需的费用。更重要的是，众多单位的一体化，允许货物从一个单位向另一个单位的流动，能够通过行政管理进行协调而达成。”此外，行政协调所导致的节约，比起较低的信息与交易费用所引起的节约，更为巨大。“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操纵和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时，这种机构（即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
杨小凯（1999：222）的数理推论表明，如果存在分工经济而又没有交易费用，则分工可以通过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市场来组织，并不需要企业制度。但是，如果存在分工经济，又有交易费用，则自由市场便能在其间寻求最有效率的交易组织结构。最终产品生产与中间产品生产间的分工经济是企业经济存在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如果分工经济超过交易费用，而且中间产品交易中的交易效率，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中的交易效率低，则存在企业经济。杨小凯（1999：411-412）还认为，“企业产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是：最终产品生产和中间产品生产的分工，以及交换某种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当企业因分工而产生时，能避免对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直接定价的剩余权结构将在市场上占有优势。”这里，劳动与相关生产品在交易效率上的判别对企业的产生是必要的。
三、中国传统市场中的产业组织：制度性障碍？
无论企业组织，还是行会组织，都是与市场紧密相关的。它们都不能得到发展，是否意味着市场制度本身对它们的制约？按照制度主义者的观点，企业组织、行会组织，都属于非市场交换，它能降低相关领域的交易，并超过市场制度所带来的收益。而企业、行会的弱化，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它们不能由超过市场本身完成交易所带来的效益，交易成本更高，因而长期受到抑制。企业组织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因为组织本身具有较高的成本，那么其产品的成本也就会高。
企业组织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资本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成本，可能高于通过市场体系获得商品的成本。也就是说，市场的发育阻碍了企业组织的萌生。这种观点看似是矛盾的，实则是可以合乎逻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的经济制度中，是可能成立的。已有一些实证研究的成果可以作为分析的基础。
伊懋可（Elvin，1973）分析明清中国棉纺织业缺乏技术进步的三大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商业发达，市场机制比较完善，棉布商人无需直接卷入生产就可以顺利得到大量棉布，因此，把资本作为流动资本来使用，比起投放生产更为有利，因而商业资本很少转化为工业资本。
罗友枝（E.S.Rawski，1990)考察了19世纪晚期中国糖、茶、丝的出口，认为它们“未能适应世界市场的国际竞争，根源于中国市场结构，确切地说，根源于市场的过度竞争。”“竞争市场，本应是传统经济渡过危机、对市场变化做出敏捷反应的有效机制，在中国却成为影响工业化、生产管理与大规模企业等发展进程的因素。”
弗兰克（2000）分析中国衰落的原因时说，恰恰是中国过于繁荣，持续增长，导致了“高水平平衡陷阱”，人口增加，资源减少，资本便宜，业不再有技术创新的冲动，最终使中国失去了转化的契机。
关于市场与产业组织的关系，迄今为止以吴承明先生（1985：27）的一段论述是最为深入而具体，同时也是最引人思索的。在谈到明清工场手工业时，他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明清时期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情形相比。这其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如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即因过份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分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清代苏州的丝织业，也因一些工种独立成行，由织户临时雇请，原来工场手工业的迹象反而消失。吴老揭示的这一有趣现象耐人寻思。
四、传统市场的结构特征与交易效率：中国与西欧的差异
中国传统市场形成了等级体系，这是基于个体小生产者市场主体行为特征的市场结构，也与行政等级体系相辅相成。细密的网络，将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体系之中，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递，组织各地的商品集中与分销。在这种市场体系中的商品，由于小农与小生产者的低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体系本身有效地传递价格信号、成本的低廉，商品总的成本较低。
中国传统市场的效率，从纸币的行用可以得到反映。贱金属货币在中国的长期流通，是因为大量的城乡小生产者活跃于市场，分散的、细碎的交易主导着市场。（龙登高，1996）但市场的扩展，又受到贱金属货币的制约，因此创造出纸币来适应之。北宋四川的富户、南宋徽州商人都曾联合发行交子。令人不解的是，金银等贵金属却仍然没有在货币体系中成长起来，即使到了明清时期，白银成为主币，黄金在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仍很有限。人们不使用贵金属货币，而别出心裁地发明纸币，可以说是通过制度创新来适应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并使之富有效率。
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内，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依赖于农奴主，农奴的谷物得堆放在领主的磨坊里；在法国，庄园的烘炉和榨汁机都是领主的专利品。农奴可以被推举为采邑的管事或担任管理庄园乡村经济的庄头。4-6头牛的一组犁在当时任何一户家庭都是大得供不起的一项实物资本。即使在市场交易上也是如此，周市就是由领主组织的庄园内部的交易。每年一个月的大型市集有利于远距离贸易，但与一般农户的联系有限。
在新兴工商业阶层中，则有严密的行会行使相似的职能，组织工商业者进行生产与交换，通过非市场化手段降低了交易成本。专业化逐渐硬化为职业行会。 行会会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