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１６世纪前后中国的“权力经济形态”及其主要路径
【内容提要】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明清萌芽”讨论以来，根据明代嘉靖前后太湖流域城市的一度发展而判定中国传统制度框架之内即能自发孕育近现代形态的看法，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并衍生出了新的阐释。但是实际上，在权力结构及其法权形态没有发生变革的前提下，中国城市经济的某些“繁荣”非但不能预示新的制度前景，相反却空前鲜明地体现着专制威权对国民经济的操控，并由此而使社会的发展完全悖逆于近现代制度的方向。;关键词：皇权政体及其法权形态; “权力经济”的诸多实现路径; 逆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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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辨析１６世纪前后的中国城市经济形态性质及其制度方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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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１６世纪前后（明代中后期）城市经济的性质及其制度方向所以成为引人瞩目的问题，稍远的原因主要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学术界为了拥戴毛泽东“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判定，发表了大量论著，分别从宋以后水平的提高为城市经济提供的支持、１６世纪前后城镇手规模的发展、工场雇佣制度的建立、商业流通的拓展与繁荣、“黄册”制度的破坏和“一条鞭”的实施所导致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削弱、徽商等典型商人群体的经营特点等方面出发，力求说明此时的中国社会如何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而近因，则是由于中国实行经济转型以来，人们对于本土传统制度模式是否潜藏着向现代经济制度发展之可能报以较大关注，比如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明史研究室多名成员为主而组成的课题组，在２００３年完成了题为《晚明社会变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该研究认为：“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由于货币经济极大扩展，商业性行为成为几乎全社会的取向”，因而断言：“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权力由此严重削弱”，并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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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始自晚明，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白银的货币化。……货币经济的扩大发展，在中国和西方几乎是同步的。东西方货币经济发展的趋同，为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奠定了基础。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中国不是被动地卷入世界，而是积极参与了世界历史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并对世界的初步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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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学者最近的观点也值得注意，如美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认为：至１８世纪以前，在“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上面，制度与欧洲并没有根本的区别2；而中国所以没有能够走上类似英国工业式的发展道路，主要是因为不具备英国那样位置优越的煤矿、不具备英国那样能够提供棉花、木材、谷物等集约产品的殖民地3。此书中译本出版前，经济史学界还对其内容以及与之相呼应的学术观点做了充分褒扬，如北京大学一位学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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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彭慕兰，还有王国斌，他们形成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学派”，是研究中国史的。比较起来，王国斌的研究……不仅有经济数据，还把国家的形成，各种体制、制度也考虑在内。……我非常欣赏他的一个论点，他认为中国社会是分成一个个阶段延续下来的，政府是一个系统，但应用到地方同样也是一个系统，所以中国的政令便于执行，政府只要与地方精英们很好的结合起来，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所以他认为中国绝不是专制主义。他是用另外一个标准来衡量，不仅是王国斌，有些法国汉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并不是问题，中国政治的特点是爱民、救民、教民，……王国斌认为中国没有一个所谓的空间去发表意见，但它有别的东西，把这一部分研究出来，这难道不是中国人自己走的道路吗？4（王毅注：本文引文中的黑体都是我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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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说明，辨析传统中国是否如具有向现代经济和社会制度转型的内在动因，不仅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更关系到我们究竟是赞同“中国没有民主并不是问题”的判断，还是坚持“现代经济形态必须以宪政和民主为前提”的制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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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文讨论之前应该提及的是：因为论证“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研究者普遍注意到明代中期以后，业的规模及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与以前相比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大。比如人们经常提到张瀚在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年）完成的著作中记述当时东南地区工商业之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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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庐（州）、凤（阳）以北，接三楚之旧，苞举淮阳。其民皆呰窳轻訬，多游手游食。煮海之贾，操巨万赀以奔走其间，其利甚巨。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宁）、歙（县）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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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雇工生产的方式也已经出现，比如经济史学家说：“商人通过市肆－经纪以造袜原料发给妇女去织造，按规定条件，付与工资；然后由其收鬻，以之包售四方。”6这些景象当然说明了当时这些地区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已经相当兴盛、市场也具有了可观的规模。由于蚕桑业的利润超过种稻三倍7、以及地理条件的便利等原因，所以丝织业成为当太湖周边人们的主要生计。同时，江南地区出现了许多呈现出明显具有专业化倾向的手工业城镇。这些规模大增的城镇麇集了相当数量专业从事棉织、丝织、米粮的工匠、作坊和商贾，而且吸引着市镇四周的手工业来此上市。明代中后期的通俗小说中，也有不少对于当时工商业面貌的描写8，这些描述不仅写明了当时东南地区丝织业及其贸易的繁荣，而且写明了许多地方手工业作坊的规模、产品的集散经销方式、经营者利润的增长程度等等具体的情况。类似史料在同期文献中还有许多，而诸如此类的情况，都是史学界许多学者据以证明“资本主义萌芽”自此时已经兴起、甚至断定中国可以在皇权制度统治之下按照“自己的道路”而进入现代社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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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嘉靖前后太湖流域的工商业和城市经济的种种发展，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所以不能由此判定城市商品经济这一时发展就预示着新制度形态的萌芽，乃是因为皇权统治下的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模式，与欧洲中世纪后期自治城市（享有独立的政治权利、制度、和经济特权等等）的发展模式是完全不同，这是因为所有中国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的首要功能，都是作为皇权体系大网上的一个个凝聚和传导权力的网结，这给城市经济规定了两个最重要的特质：第一，城市经济的模式必然被置于皇权体制的控御之下，这不仅表现在官营、禁榷等统治权力对经济的控制在两千年中始终极为强大，而且即使是城市民营经济，在整体上也必须首先以服务于皇权制度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前提，宋代著名民谣所说：“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行在”即皇帝住所）卖酒醋”，就生动地形容了政治发迹与经商发迹，两者都要仰赖于皇权这共同的核心。第二，由于城市经济首先服务于统治权力，所以从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的分工与规模化、统治者所卵翼的寄生人群之激增、奢糜消费风俗的形成等等，所有这些启动城市经济繁荣的路径，都是以统治权力对全社会的超强控制和权力消费的急剧膨胀为前提；而一旦这种以残酷掠夺弱势群体为前提的“繁荣”达到了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承载极限，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发生雪崩式的倒塌，一度繁盛的城市经济也就随之被周期性的流民造反或统治者间的战乱扫荡殆尽，其必然结果就是城市遭到毁灭性焚掠、锐减、工商业者流离失所和被大量屠杀，社会结构回落到专制权力的强度与社会利益相对平衡、但经济总量和生产水平大大萎缩了的低谷，并重新开始下一周期的盛衰轮回——即是说，在皇权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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