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试论交换经济史
;缘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抽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对于恩格斯的这个见解，似乎还很少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干脆删掉了交换，并解释说“因为‘交换’一词通常被许多人了解为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事实上，十月革命后，在苏联一直存在着一种否定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思潮。在我国，这种思潮也在七十年代达于高峰，形成“自然经济论”，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危害。
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转变，1983年提出“变自给经济、半自给经济为商品经济”的口号，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更明确地指出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大力提倡商品生产中，又出现流通渠道不畅，、仓储、通讯、服务等严重不足，以致发生“卖货难””买货难”等现象。这就使人感到，单考虑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思想。经济史又是生产和交换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对商业史的研究颇盛，已有不少成果，十分可喜。但我觉得探讨的范围狭了一些，不能反映恩格斯所说交换的社会职能的作用。原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提过，商业除从事商品交易以外，至少还有运输、保管、通讯、递送、分类、包装、散装、分配等八种职能，这些职能又都创造价值，因而形成商业或费用。国外有的经济史学者把机能、运储、信息以及信贷、、政府等功能统一计算到一个交换成本（cost of exchange），这些功能在历史上的演进（反映为交换成本的降低），机制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看法有点象恩格斯的交换坐标论。这种看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模式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它的职能受生产的支配。在历史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段中”，商业资本是独立运动的，那时“商业支配着产业”±；因而，交换还会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感到有必要扩大我们商业史的研究范围，姑称之为交换经济史。这里，我只是提出一些设想，供同行讨论和批评，远非交换史本身。但我觉得，经过时贤的研究，如果我们能从史中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那必然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十分有益。
广义的交换
马克思的确说过：“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括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这是指产品或商品交换，可说是狭义的交换、但他还讲过，人们在生产中必须“互相交换其活动”，发生“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这里已不限于产品或商品的交换，但还是在生产之中。这些交换还都是使用Austausch一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一些地方，表达交换这一概念时，不是用Austausch，而是用Verkehr一词，中文本译为交往。这个词含义较广，他们还提出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等各种“交往关系”（Verkehrsverh altnisse）。在谈到交往与生产的关系时，他们说：“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人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这里的交往就不是在生产之中，而是与它并行，甚至是生产的前提了。
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阿夫的一封信中，在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时说：“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这里的交往又是借用英文commerce（交易）一词。他解释说：“我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它包括一切“社会关系”。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用交换这一概念时是有不同含义的，从狭义以至最广义，乃至不得不选用不同的词。
在自然界，存在着三种交换，即物质交换、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在系统论中，各系统之间、一个系统的各元素之间都有交换关系，即输人和输出。这种交换也就是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所以输人和输出是不同质的。°这个原理也可用于社会研究。人类社会也存在着不同质的交换，如政治关系、经济往来、交流等。不过这样来看待交换，又未免太广泛了。近代家，尽管常把交换归之于社会行为（行为主义），但多半还是区分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功能主义）。为便于研究，我想把政治经济学的交换区分为下列三个含义，三者加起来就是广义的交换。由于是作为交换经济史研究的对象，自不免有若干人为的规定（正如我们要研究江南经济史，就要对“江南”作些规定一样）。
第一个含义：指商品交换，包括它的前驱产品交换。这是通常意义的交换，也是我们要研究的主体。这种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属于物质交换，从历史上说，它出现较晚，最早不超过原始社会末期。至于它的历史下限，即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否消灭，可暂置勿论。
第二个含义：指劳动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它属于能量交换。但因所有产品和商品的交换都是物化劳动的交换，我把它们和也是商品的劳动力的买卖除外，仅包括其他形式的劳动，其中又主要是与流通有关的各种劳务，尤其是运储、通讯、市场机制和。在历史上，劳动交换是与人类共始终的。
第三个含义：指智能的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它属于信息交换。但我用“智能”一词，意在把它限制在经济的范围之内，排除权能信息（政治信息），也排除非功能的信息（感情、、宗教等）。作为交换的实体（非载体，如语文、通讯），我又把它限定在信息生产即精神产品的含义上；其主要内容即科学技术和组织的知识。因而，它出现最晚，它的历史上限不出奴隶社会，下限则与人类共命运。
交换与分工
上列三种含义的交换的基础都是分工，并随分工的扩大而发展。这正是交换可以独立于生产、有它特殊的发展规律的原因。
政治经济学所称生产，首先是指人类对自然的变革，即从原始和原始畜牧业的出现开始。在这以前约有150万年，人类是处于“攫取经挤”时代，而非生产经济。但是，那时就有了分工，也有了劳动交换。
“分工起初只是在性行为方面的分工”；也许是这样，但这决非人类社会的特征。人类在采集、渔猎等劳动中，就有按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分工了。最近研究并证明，原始社会的平均分配并不是根源于共同劳动，共同劳动也不是全体成员都要同时去做一种劳动，而是分别去做各种劳动。有人把这种分工叫“暂时分业”。不管是自然分工或暂时分业，成员之间都必然有劳动交换，虽然这种劳动交换没有等价形式（劳动成果是平均分配的）。
人类进人生产经济并未立即开始产品交换，至少有100万年仍然只有劳动交换。产品交换不是源于生产，而是源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近年来学者对第一次大分工的内容不无怀疑，但历次的社会分工造成商品交换则可以肯定。
智能交换，可以说从“智人”出现就开始了，便是它的载体。原始人在劳动中互相指点路途、通报情况，自然会增进效率。但是，真正成为信息的是概念，是人脑抽象思维的产物。原始人能说出许多动植物名称，但没有“兽”“树”这种概念，也就没有信息产品。信息产品是在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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