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近年来台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概况（三）
二、史研究回顾（一）、移民、劳动力供给
人口方面，先前的研究有刘克智、陈绍馨、陈宽政、叶天锋等人。（注：刘克智，《台湾人口成长与经济发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刘克智，《台湾人口及经济结构演变与就业关系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7年；陈绍馨，《台湾的人口变迁与变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陈宽政、叶天锋， 《日据时代以来台湾地区人口年龄组成之变迁：1905 -1979》，《人口学刊》6（1983）：99-114。）以陈绍馨的研究为基础，李国祁《百年来台澎地区人口的变迁》，概述1893-1992年间，台湾如何由一个移垦社会的人口型态，转变为业的现代人口型态。李氏所用日本占领时期的人口资料，主要取自陈绍馨所著《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人口篇》，以及陈永山、陈碧笙编的《中国人口台湾分册》（所辑数据系来自台湾省长官分署室编的《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据他所述，日本占领时期台澎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当快，几乎是自然增加所致，此种增加与卫生、及经济的改善有关。人口密度增长最快的是高雄州、台中州、花莲厅，与地区经济发展有关。而且性比例和户均人口数都逐渐降低，显示社会的移垦型态渐为减弱。为此，两性的初婚平均年龄均有延后趋势。年龄组合方面，1905年、1930年的0-14岁学龄儿童人口比例分别是34％、40％， 表示自1930年起"增进型人口"。若以就学儿童人口占学龄儿童人口比例代表识字率的话，1942年已达71.3％，充分反映台湾的普及。职业比例中，人口占大宗，比例却有微幅降低的现象，而工商业人口则有所增加，显示日本占领期虽有若干化，然殖民政府的"农业台湾，工业日本"政策始终支配着，职业分布未有结构性的变迁。（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学报》23（1995.6）：203-262。）
自1893年以后，台湾拥的接近现代人口方法所得的人口数据，因此探讨日本占领时期的人口变迁，数据的可靠性不成问题。但是对于日本占领以前的人口变迁，能利用的文献极为有限，所载人口数字多只涵盖部份范围，有的数据甚至只是赋役人丁数，无法利用。尽管无法掌握某一时期台湾的全部人口数，但对特定地区人口数的复原和推估，学者仍有些许的努力。例如，江树生《荷据时期台湾的汉人人口变廷》，即是利用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长官向公司报告的记录。1640年起荷兰人对其辖下的中国人征收人头税，并计算当时在台南佳里、大员（安平）一带的中国人总数。据江树生统计，荷据末期这个地区的中国人约有3万人。 （注：《妈祖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林系北港镇：财团法人北港朝天宫董事会，1997年），页11-29。）至于原住民，康培德《南势阿美聚落、人口初探--十七到十九世纪》，同样运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料，综合其他文献，重建花东纵谷北段花莲港一带南势阿美族的人口变迁。根据他的推估，17世纪以来南势阿美人口增加之势，在1875年开山抚番政策进行之前，人口约有7 000余人，至1895 年降为6 000人。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为：1878年清廷军队的打击、 汉人的打击、汉人与阿美妇女通婚。（注：《台湾史研究》4.1（1997.6 ）：5 -48。有关荷兰时代台湾的原住民人口，以中村孝志的研究较早。据他统计，17世纪50年代台湾原住民至少为3.1万余人， 可参考其《荷兰时代的台湾番社户口表》、《从村落户口调查看荷兰的台湾原住民统治》，见《台湾风物》44.1（1994.3）：197-234、《台湾文献》47.1（1996. 3）：143-153。）此外， 李玉芬《绿岛的人口成长与变迁》，探究绿岛自十九世纪初期汉人入垦以后迄今的人口变迁。19世纪后半期该岛土地已垦殆尽，日治初期人口约五、六百人，战前人口以自然增加为主，呈封闭性人口成长特性。战后人口持续外流，外移人口集中于台东平原及新港。（注：《东台湾研究》2（1997.12）：99-130。）
移民研究方面，日本统治时期的日本移民活动颇受注意。旧作如钟淑敏《日据时代的官营移民--以吉野村为例》、郭中端《日据时代日本移民都市发展之研究--日本人农业移民之探讨》，仅点状式或概括性叙述。（注：钟淑敏一文见《史联杂志》8（1989.6）：74-85， 郭中端文章见《学刊》8（1988）。 ）近年来有张素玢《台湾中部移民村之研究，1932-1945》及苏荣芳《台湾总督府的移民事业》继续这个课题。张素玢以1932年以后的日本官私移民为主，此期土地来源为配合治水、灌溉系统及造林防砂工程而产生的河川浮复地和保安林地，官营移民村农作采多角化经营，顾及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均衡种植，私营移民则偏重经济作物。著者认为，此期中部移民的成效整体而言虽然失败，但是就经济而言，移民对热带作物的栽培技术已累积相当经验，且移民村设立第四年后移民经济已越稳固，长期来看亦有成功的可能。（注：张素玢，《台湾中部移民村之研究，1932-1945》一文见《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429-498。 有关日本占领时期日本农业移民的研究， 更完整的著作见张氏《台湾的日本农业移民（1909-1945）--以官营移民为中心》， 为国立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博士论文。）苏荣芳概述总督府官营移民（1911-1917、1932 -1938）的过程及评价， 认为官营移民的效果并未达到总督府所宣称的四项政策方针，即：统治台湾的必要性、对南洋热带区域的发展、抒解日本内地人口过剩及殖民地农业人口过少的弊害、国防与同化的必要性。其中，第三项唯抒解日本内地人口过剩的作用较明显，第二项只在后期官营移民略有具体作为，其余项目效果微乎其微。此外，官营移民村的建立，对台湾东部荒野、西部河川新整地的垦殖也有一定的贡献。（注：《史穗》，创刊号（1997.10）：19-47。）
日本移民由于人数过少，对汉人社会影响不大，但是汉人移垦活动长时期推展的结果，却对原住民的迁移影响颇大。洪丽完《二林地区汉人拓垦过程与平埔族群移居活动之探讨》，以中部二林社和大突社二个平埔族部落的移民个案为例，探讨造成平埔族迁徙的原因。她认为土著部落由于游耕及狩猎之故，原本即有迁徙习性，不过18世纪汉人拓垦活动的扩展，既是促使土著迁徙的原因，也是限制土著移民的因素（受汉式定耕的影响，放弃迁村旧习）。但19世纪中末期平埔族有计划有组织的迁入埔里盆地，则与个别部落的经济能力有关。二林社因资金具足得以废社远离，大突社经济情况不佳，仍多驻足故地。（注：《台湾史研究》4.1（1997.6）：49-96。对平埔族的迁徙， 洪丽完另有"从日治时期大社庄之地权移转看岸里大社的迁徙活动"研究计划，以大社庄（今台中系神冈乡境内）的拍宰族（Pazeh， 岸里社群的主力族）为其研究核心。见《台湾史学通讯》6（1998.3）：63-66的简介。）
劳动力研究方面，刘莺钏《日治时期台湾劳动力试析：1905 -1944》以及刘氏与谢嘉雯合著的《女性劳动参与的决定因素：1905 -1940年的台湾实证》二文，利用日治时期九次的户口普查资料（尤以1930年的资料为主），探讨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两层面的劳动参与率，以及验证当时女性劳动参与的决定因素与现代劳动供给理论是否一致。基于劳动力就业的现代定义，是指包括就业人口及失业人口的全部经济入口而言，著者重行修正普查资料中的"本业人口"，将其中"无本业的副业人口"纳入，以计总就业人口。并假定失业人口有限的情况下，以粗就业率为指标，观察劳动参与状况。年龄结构方面，男性的分龄劳动参与型态为"高稳倒U型"，即男性的20-60 岁间一直维持高而稳定的劳动参与，参与比率都在90％以上。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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